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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我的读者中看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人不多,也许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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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记》是一部由大陆、台湾、新加坡三地演员联手的神怪片,说的是八仙归位大战妖怪的故事,除了八仙,还有孙悟空、二郎神、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观音、如来佛,又有东海龙王,又有阎王,又有大小妖怪,人参精、椿树精、穿山甲,还有韩愈(他是韩湘子的叔叔),真是人神鬼妖动物植物样样齐全,一飞飞到天庭,一下下到地府,还有使人灰飞烟灭的天地之极,东海里的深海龙宫,这边刚刚历尽磨难成了仙(也有人成仙比较容易,如蓝采和,因他前世帮过孙悟空的忙,孙悟空送他五百年功力他就成了仙,韩湘子则最难,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五雷轰顶,又被一万个鬼咬死,死后才转世成了韩湘子),那边却又中了血咒,血咒好不容易解掉了,却被吸到了众仙身上,中了血咒的神仙毛病百出,帮着妖魔打自己人,又有千年情劫,三角恋爱,真是热闹非凡,完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神怪文化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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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到了结尾竟出来一个川端康成式的画面,穿山甲(这时他的功力已到了顶级,只有如来佛能处死他)冒死上天去救何仙姑,结果何还是不爱他,穿山甲用一只尖镙旋纹的铁器(铁器里曾经装着他的灵魂)自刺身亡,在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黑黄相间的布质华盖,依依飘动,跟随着美人何仙姑,场面优美缓慢,凄艳哀绝,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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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教育和天性,我对打斗言情神怪深恶痛绝,一见刀飞棒打我就头晕,会在一秒钟之内换台,但我的女儿却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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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除了说明她比我更有生命活力之外,我怀疑是我的一次疏忽造成的。有一次报社分给我两张电影票,放映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当时正是春天,我的女儿一岁半,我觉得正好可以带她到中山公园看玉兰花,当我们把玉兰花瓣拾满两个口袋之后就到音乐堂去。上映的却是香港武打片,本来我马上就要退出,但我的女儿却瞪大着眼睛,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只好让她看了几分钟,从此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提起电影,我女儿就抢着说:我知道,电影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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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记》在北京电视台的红星剧场播出,每天晚上从七点半播到九点半,而我的女儿每晚八点半必须上床睡觉,她临睡前总是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替她看《东游记》,第二天讲给她听,不然她就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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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我就老实坐在电视机跟前看这部神怪片,以便第二天回答"小人参精被谁吃掉的?""定山神针偷到没有?""何仙姑的灵魂从宝剑里出来了吗?"一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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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里面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能够开拓我女儿的想象力。我对我女儿今后的希望比较笼统,就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如此看来,以神怪片作底,方向是正确的,日后她即使只能扫大街,与神仙同在,也会另有一番我们看不见的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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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东游记》已经播完,我心里若有所失,但我昨天惊喜地发现,北京三台又在重播,时间变成了十点半到十二点半,我像一个吸毒上瘾的人一样,按耐不住,到时间又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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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怀疑自己不是要开拓想象空间,而是看上了吕洞宾。吕本是天上的东华真人,为了引导八仙归位,扫除妖魔,自愿下凡转世为吕洞宾,他在凡间重新修炼成仙,经历了千年情劫,最后终成正果。天上有一个牡丹仙子,是王母娘娘手下的一个小仙,专司看管蟠桃园,蟠桃三千年才能熟,熟了才能开一次蟠桃大会。牡丹仙子实在是太寂寞了,寂寞思凡,爱上了吕洞宾,为吕偷出定山神针,结果被打下凡间,三世为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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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记》里有不少这两人的离离合合,恩恩怨怨,吕洞宾作为男一号,总是在各种关键时刻飞来飞去,哪里有坏事就有他,哪里有好事也有他,他白衣飘飘,一身长袍雪白宽大,一头长发垂到腰,真是英俊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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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电影里的男主角的时候很少,除了《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有谁。总之在深夜里观看吕洞宾这件事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最后我才明白,他跟我多年前的某一位男友有几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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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宁像神怪片里的人物那样白光一闪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他没有齐腰长发,如果有,他就是一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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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理的是寸头,风格上有点冷硬,不像一个搞艺术的人。八十年代的美术界青年不是剃光头就是披肩长发,而且统统穿黑色T恤,到中央美院一看,完全是一个光头黑衣党的世界,每个人长的都是一个样,不是十胞胎就是九胞胎,毫无个性,只有出了大门,他们才能从黑衣制服里复活,在头顶上闪出一点明晃晃的个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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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宁没有上过正规的美院,只上过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听起来真是要多土就有多土,但他却经常口出狂言,认为北京最土,是一个大农村,全国的城市里只有上海勉强算一个城市,广西人比较喜欢说香港,他就说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不过这些话都是在我们很熟之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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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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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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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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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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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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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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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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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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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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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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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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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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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像稀有动物,只有在上海这样殖民化了的城市才会产生,两岁就背《圣经》得奖,在广西打死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不会有很多,最大胆的估计也不会奖一百个,全国的大熊猫还有三千余只,可见泽宁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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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部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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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我崇尚知识,对动物缺乏兴趣,泽宁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了很多书,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皮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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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告诉他我五岁就自慰的时候,他眼都不眨接口就说:我明白,那你是某某快感型的(某某快感是一科学用语,但它涉及了人体的隐秘部位,会让一些人看了受刺激,故以某某取代)。他又说:除了某某快感型还有某某快感型,幼年期自慰的比率是多少万分之多少(现在我完全记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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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容的态度和精确的数字完全镇住了我,在我各个阶段的男友中,此前和此后,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达到如此通透的程度,大多数人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是真的,以为只是我的虚构。少数人则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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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夜里我总是盼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像戏剧一样冲突,又像戏剧一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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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明园酒吧喝了鲜桃汁出来,四周悄无声息,泽宁陪我一路骑车回图书馆宿舍(当时我尚未搬到电影厂招待所),明晃晃的月亮一路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到了楼道就像到了地洞,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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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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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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