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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这样躺着,却不让我动,搞得我很窝囊。那段小梦,使我这颗天真的心脏傻头傻脑地跳快了一倍。我梦见有人来搭救我,捧住我的脑袋,象拔一种根茎类植物一样用力地拔。我的头发死死牵住泥土,使他们很难拔出一个全须全尾的东西。还有人喊我,我的名字变成了一首颂歌,被许多人用假嗓子合唱,拖着长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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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梦里忽然变得不想死了。可那些人全都对我板着脸,意思好象说:事情闹到这一步,你耍赖可不行。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颂歌,劳驾你们闭上嘴,不然我宁可不死了。但我不好意思讲真话,那样不是得罪人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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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清醒,还听见袅袅的一点余音,“陶――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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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是逆着山势躺着的。全身的血都灌进脑子,这使我犹如一条底朝天的口袋,所有东西都陆陆续续往下倒,倒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最耿耿于怀的是孙煤半夜失踪的事。那件事使我大长见识也大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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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煤能在那么一件荒唐事里表现出正义和勇敢,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发现我蛮应该当一个密探,因为这方面我条件杰出:机敏、多疑,孜孜不倦。与密探不同的则是,我对当事人怀有极善良的愿望。真的,当时我对班长那种不知害燥的行为嫌恶的同时,又为她担忧到了心律不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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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又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呼唤我。我否认我又做了什么梦。仔细听听,山上的树和草在索索响,除此以外,没什么再证明地球上还有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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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灾害。大自然想折腾所有生灵是太容易了,它不过发了十分钟的牢骚,把所有的“大寨田”都恢复成亿万年前的状态。人们无穷尽地利用它,这使它不耐烦。它一阵疯狂的哆嗦,象要甩脱一切强加于它的负担。于是山崩了,河断了,泥沙与石头汹涌得象大潮一样从山上倾泻,人们精心营造了多年的村庄毁了。我随“抗震救灾”大军开进这里时,一切都乱得不成话,没人知道该从何处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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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来到此地头一次见到月亮。真的,几天来,连太阳也不曾出来过,何况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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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很痛快地吞下任何药片。阿奶曾对我的吃药精神深感恐怖:一颗随便多大的药,被我一瞪眼就咽下去,“咕咚”一声,象块石头落到井里,接着再吃第二颗,看样子象吃起来没够。“这小孩吃药有瘾头吧?……”阿奶疑惑地问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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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吃药一向蛮乖。就是一碰两碰地生病,伤脑筋!”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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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太爱生病了,为此我感到害臊。每次母亲对着我叹息:“唉!老天爷,你怎么又生病了?”我就感到很对不住她。她的牢骚和烦躁我非常体谅。那次阿奶把我带走了,她坚持说我没什么病,主要怪母亲养得太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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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爷看见我高兴得发狂,很庄重的脸做出各种怪样子来逗我笑,我一笑,他更得意忘形。没想到,我这一岁半的病孩子倒挺让这老头子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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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争气,从此不再病。阿奶在两年后领着我去了回上海,脸上很光彩。父亲要把我留下来,跟哥哥姐姐一道受父母关怀,阿奶手指点着自己鼻子,说:“除非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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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的的确确有人喊我。七八处伤都在剧痛,证明我醒着,没做梦,我要把它当个梦或幻觉什么的可就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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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耳朵出奇的好,大概它们略有些招风的缘故。因此,我梳辫子时尽量用头发把它们盖掉一些。徐北方说:“你掩饰了一个小缺点,却丢掉一个大特色。”以后,我就放心地把耳朵露出来。在通过我入团的大会上,有人提出这么一条优点:“陶小童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虚心。”大概是这双丑耳朵给人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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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似乎连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见了。准是团支书王掖生活下来了,领着大伙来找我。我就知道,团文书轻易折腾不死。那回新兵投弹,彭沙沙瞎使劲,把手榴弹丢到身后,正敲在团文书脑袋上,他稍一晃悠,立刻就站稳了。然后他方方正正的脸变得蜡黄,一揭军帽,一股血汹涌地淌下来。医生说,他那脑袋够经砸的,换个人,不死也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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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怎么会紧张起来。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躺的姿势也很笨拙,待会儿相逢时,我的形象大概不如他们想象中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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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喊我,战友们。我光着的脚丫突然有些发热,手指在往泥土里抠。我明白,这叫激动。我幸亏没死,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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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应了一声。一张口,吓了我一跳:嗓子眼只出来一股粗气,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怎么突然间没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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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修“人防”工程,成立鼓动组,我的声音差不多就被判了死刑。变魔才的董大个负责筹备鼓动组。我当时挤过去对他嚷:“我参加!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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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别起哄!”董大个的长手臂左挥右挥,分配谁谁打鼓,谁谁敲锣。最后也没看上我。他事后笑着对找说:“你的嗓子只能讲悄悄话。”大美丽孙煤是鼓动组的主力。她就是不报名,也有人请。她即便不张口,往那儿一站,就是鼓动。她深深勒着闪闪发光的腰带,上面挎着竹板,红穗子一飘一飘,真让我羡慕得不想活。鼓动组占了一块高地,成了整个工地、几千军民瞩目的中心。他们临时搭了座大牌楼,学生们扎许多纸花饰上去,打扮得象顶巨大花轿。“花轿”一侧贴满对解放军的赞美之词,另一侧又是解放军把同样的词推让给老百姓,给人感觉是军民在抬杠。后来鼓动组扩充人马,全宣传队几乎都挤到“大花轿”里去了,剩下可怜的人数还在暴烈的日头下刨大坑抬大筐,其中就有我,还有团支书王掖生。我肩膀上肿了个紫红的小馒头,真希望他们也把我收容到鼓动组去。把我和团支书搁一块可真冤死我了,我虽然声音小,但不是左嗓子,他连语录歌都会唱走调。哪天打起仗来,鼓动组就是全牺牲了,也轮不上他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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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试了一次,嗓子还是“呼哧”一声,象破了的手风琴风箱,更象排废气的管道。我急了,我若与战友们失之交臂,就意味着永远这样不舒服地躺下去,可我早就躺腻味了。并不是我对死这事有什么反悔,我是说,连最后亮相都免去的死法我有点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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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汗珠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无法挣扎、无法叫喊、无法向来找我的人发出一个我没死的证明。一棵树严严实实掩盖着我,是我把它弄断的,现在它要断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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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常常很不服气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操练操练嗓子,不信它就那么点能耐。以后证明我行:只要没顾虑,我也能发出大喇叭似的嗓音。任命我当新兵班长的当天,我的嗓门之大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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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了,我目前的状况叫失声。人的神经受到强刺激后,就会出现这种官能性的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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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奶喜欢静悄悄的女孩子。她不喜欢姐姐,因为她成天哇啦哇啦。女孩子讲话要尽量轻声,别怕人家听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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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奶最后是被一帮哇哇乱喊的人活活给吓死的。他们冲进来,站在院子里喊了一下午,一边喊一边翻箱倒柜,说是找阿爷的发报机。他们断定阿爷每天要跟台湾联系。阿奶当晚就故世了,她闭上眼的时候,阿爷大声叫她名字,她突然睁开限咕噜一句:“行行好,别吵我。”我本来已准备放声大哭了,这时改变了主意,哭得极轻声。到最后我都是阿奶最赏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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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筹莫展地听着他们声嘶力竭地喊。他们在靠近我,大概只隔百来米了。天黑透了,“阿斯匹林”似的月亮已被云吞掉。这山上尽是大小石头,一场泥石流几乎把全世界的混账石头都集中到这里,藏下我这么个人,象大海淹没一枚贝壳般省事。你们别这么喊好不好,喊得我难受得要死。我的手指已往泥土里抠得更深,整个感觉象做恶梦。谁都做过那种梦的:自身囿于巨大危险,却动不了,无法摆脱,最可怕的是喊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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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张大嘴巴,鼓足劲头,结果还是“呼――”,好象它除了出气,不会干别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离我很近,我哪怕讲句悄悄话,他们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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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在哭,热乎乎的眼泪被招风耳盛接住。我有很久没哭过了,当新兵的时候,一哭,班长孙煤就说:你们新兵少给我来这一套。后来我当了班长也照样这么说。孙煤从来不哭,我认为这是她顶过硬的招,当着部下的面一哭,威信全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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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害怕看见老头子的眼泪。阿奶一死,爸爸宣布马上领我回去,阿爷慌慌张张看我一眼,忽然哭起来。他哭的时候头一点一点,不注意还以为他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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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对我说:“他有什么可哭的,你又不是他亲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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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立刻收拾东西!”他命令我把自己的和阿奶的一切东西都归到一处,由他们带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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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我悄悄从妈妈身边溜开。见阿爷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老头子纹丝未动地坐在原地,我想他准睡着了。推开门,他一下子回过头,苍老的脸上全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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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知道一哭准糟,但我还是哭起来。我们俩就这样隔得老远,相对垂泪,直哭到妈妈闻声赶来。她莫名其妙也跟着哭起来,接着哭醒了爸爸。似乎到了此刻,大家被一种共同的悲哀团结起来了,其实是各哭各的。第二天一早父母离开了苏州。他们改变了主意:把我留给阿爷,暂时安慰安慰他,这是看阿奶的情分。阿爷感激不尽地笑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这样复杂,这样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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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次来,是要给小童迁户口的!”爸爸口气强硬,他已战胜了暂时的脆弱。不管我懂不懂,爸爸已在阿奶死后告诉我:阿奶和阿爷有过极不名誉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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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又饿又渴,口干舌燥。一再努力而发不出声音,使我的两扇肺也疼起来。人有了希望而无法接近它,真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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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熟极了的声音说。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是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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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别喊了!”熟悉的声音又说,“你们想想,她要听得见咱们喊,会不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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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张大嘴,丹田微微发颤,但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急得要发疯了。可越急越找不到发音要领。就象蔡玲那种奇怪的病,小便憋得越厉害越尿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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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下来。其实他们再往前一点,就有可能发现我。但他们灰心了,提前为我哀悼起来。没人再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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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冒出了个怪念头:是不是我已经算死了?死搞不好就是这种状态吧,它使你照样感觉着人间的一切,却无法做出反应。其实谁能搞清楚死人有没有想法,思维是否与肉体同时停止活动,灵魂何时脱离躯壳,出窍的灵魂又以什么形式存在,等等等等。真的,说不定我已经死过了,活着的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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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想,我更希望他们把我找到,由别人鉴定一下:我是否活着。我不相信自己的鉴定,好比我不敢自己下结论说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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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无数好事,但我不一定是个好人;我还在转各种念头,但我不一定还活着,两者是同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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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一边哭一边用手在石堆里刨。在那儿是挖不出什么名堂的,假如你再前进几步,就会刨出我的一堆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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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发又黑又密。有次洗完头,我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徐北方偷偷把我画下来,还给画取名叫“穿黑蓑衣的姑娘”。他准备拿这张画去投稿,结果被孙煤撕了。其实画的是背影,不知她凭什么咬定是我。我早上说过,孙煤的感觉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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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徐北方现在失去了画一切人的自由。他闹得太过火了,居然亮出一杆真枪来,还把枪口朝一位首长脑瓜子比划,这下性质就变了。按待遇他该送军事法庭,但另一位首长说造成他行凶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单方面追究责任,先把他关进警卫连小黑屋写几天交代再说。宣传队派人去送东西,问他什么话他都回答:“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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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听出来了:做出如此英明判断的人是孙煤!我的班长,我的情敌!她差点当上电影明星已离开宣传队快一年了,她怎么会来这里,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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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蔡玲还在卖力地刨挖。她又刨出我另一只鞋子。似乎坚持刨下去,就能把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刨出来。她呼哧呼哧的喘息几乎就在我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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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你先别挖,我好象听见什么声音!……”孙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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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静下来,听我往外猛呵气,我的嗓子眼就这么大本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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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话!”蔡玲说,“我好象也听见了,好象有人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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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哼哼,我听见的是喘气的声音!”孙煤坚定地说,“再找找!分头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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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听见有人哼哼!”蔡玲趴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她刚刨的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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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人们是散开来寻找我。但很快又都失望归来,说压根没有任何声音。有几个人几乎从我身边绕过,如果他们费心稍微找得仔细些,也不至于漏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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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黑得愈加浓重了。我身上这棵树不再抖索它的枝叶,一切都静下来。大自然象在酝酿新的阴谋,万物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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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议论声像窃窃私语,渐渐明朗起来,似乎这没什么不光彩。说明白些,他们不愿陪着我在这危险区域待下去。我也认为这想法正常极了:为一个死得差不多了的人,何必让一群年轻生命冒恁大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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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们认为我死定了,拿着我的一双脏极了鞋――作为我的凭证――走了。那双鞋将代表我参加我的追悼会,一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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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撇下了我,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已经连张大嘴喘粗气的力气也没了。我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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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哗哗地流着泪,因为我的嗓子眼好象有了点要发声的意思。我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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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纳闷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象虫叫,又细又沙。但我毕竞不是一声不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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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用她宽厚的女中音叫道。这个黑夜,一位女中音歌唱家诞生了,因为她苦练了若干年,终于在这一刻领略了歌唱要领。她现在的声音光滑圆润,听上去回肠荡气。过去她一张口,她的声乐老师就说:“你的声音象一团肉。你永远也找不到位置!”她为“一团肉”的嗓音曾哭得死去活来。可就在这一刹那,她成了歌唱家,找到了他们那一行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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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兴奋了。我这点可怜又可怕的声音捉弄得他们东跑西奔,一会儿说声音在这边,一会儿说好象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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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劲“叫”着。好象新学会一样把戏,兴致很高地抓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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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你回去就这样喊给你老师听听,他保准心花怒放。我快不行了,每“叫”一声,元气就耗掉一部分。我听见有人朝我的方位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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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晚了,班长。我感到身体深深地往下一坠,世界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就这样,我死了。没错,这才叫真正的死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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