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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十章

属类：- -[作者: 刘心武] -[阅读: 1276] 添加到会员文库收藏夹

《字+字- 页+页- 原文对照文本字+字- 页+页- 》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山城重庆照例缠裹着霉湿的雾气，一位年轻女子登上高高的石梯，找到重庆海关，进入到一间办公室。当年父亲每天一早就坐在那间办公室里。至今仍留存着一帧照片，照片上横着一张壮观的办公桌，桌上的笔筒因为离相机镜头过近，其影像膨胀成一个怪物，筒体仿佛一张鼓足腮帮子吹气的鬼脸，筒顶露出的散开状的铅笔、毛笔则是那鬼头上竖立的发辫；童年时代我总在梦中遇上这个怪物。至于照片上的主角――办公桌后面的父亲，他那时究竟什么模样，我总形不成概念；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他拍那照片时我大约五岁，我只记得晚年父亲的模样。

晚年父亲曾偶然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你八娘一坐下就哭开了，拿块手帕子抹眼睛；其实什么要紧的事，我两下子就给她解决了，她泪珠子没擦干，又笑了……”

当年八娘找父亲是为了弄到一张去南京的船票。父亲从十八岁考进海关，混到那时候足有二十多年了，总算从最底层的稽查员混成了个坐办公室的科长，以海关科长的身份弄张到南京的船票自然犹如探囊取物。

娘娘就是姨妈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把“”字作为“娘”的繁体，读作niang，而我们四川人，至少我们家族中，把“娘娘”读作liangliang，两个阳平声，第二字并不轻读；四川人一般l、n两辅音不分，善于发l而不善于发n音。因此，八娘于我来说绝非“八娘”，而是bǎliāng。

八娘并非母亲的同胞妹妹，她的父亲与我外祖父是堂兄弟，当年大家族中时兴同辈混排，我母亲在同辈姐妹中排第三，所以八娘一辈的都叫我母亲“三姐”。

当年大家族人丁旺盛，八娘虽已排至第八，大家也并不以为怎样，我这一辈也并不觉得可惊，因为倘要惊讶的话，那八娘的母亲大家都称之为九外婆，似乎还有十外婆、十一外婆呢；但母亲家族方面，几十年来同我家有所过从的，单只九外婆这一支，这一支之中，又以八娘这一分支过从最密。

八娘当年乘船出川奔南京，是去上大学，她上的是金陵农学院。很多年后在她家翻阅她的照相簿，她指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毕业时与几位同学游明孝陵时，在石像生旁拍的，当中一位梳着两根细而不直的短辫，以一种潇洒的劲头自然显示出腰肢的曲线，上面短衫子，下面不是裙子而是长裤，八娘呵呵地笑着说：“完了！你看嘛！当年我好摩登哟！”照片上那个眉目不清的短辫女子的确摩登，使我总不能把眼前的八娘同那影像联系在一起；自从我懂事以后，也就是随父母迁居北京并且在北京同八娘团聚以后，我就总觉得八娘固然有其性格乐天活泼的一面，但她的形象做派，实在与“摩登”联系不上，最要命的，就是她始终说不好普通话，或者说是并非不能说好而竟不去说好，她在单位就用四川话跟人对话，在街上买东西也用四川话，在家里更不消说，只不过在单位和街上她避免使用四川话中的特殊语汇罢了。她同我们亲戚对话时频频使用方言，比如“完了”就是一个随时随地派作用场的感叹词，发言为wanlao，两下上声，重读，并且后一字使用拖腔。

“完了”在她口中更多地表示着赞叹、惊喜、羡慕、感激，比如：

“完了，画得好啊！”

“完了，是你们来了！”

“完了，出了名了哇！”

“完了，买这么多香蕉来作啥子哟！”

……

八娘使用“完了”这个感叹词时，十有八九总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她那笑声在我们亲友之中，是享有口碑的，人人乐闻，常常忆及。

50年代初的某一天，八娘又到我们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来，可是我母亲迎进家门来的并不止八娘一位，还有另一位，是个男的，个子很高大，那时候我还上小学，但所积累的社会经验已足可断定他是怎样一种身份，不过我有我的世界，比如我有没搭完的积木，没看完的小人书，没画完的大鲸鱼等等，所以父母迎让之间，我也就溜了；记得上饭桌时母亲命令我：“叫八姨爹！”我还没反应过来，八娘以一阵笑声拦阻了这个命令：“完了！难听死了！啥子八姨爹，莫那么喊，他姓曹，你叫他曹叔就是了！”我抬眼望曹叔，他有一张挺顺眼的长方脸，正朝我微笑着；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叫了他“曹叔”，反正这以后，我来往的亲友中就添了曹叔了。

在饭桌上，父亲和曹叔聊得挺欢，曹叔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他们喝完了酒，父亲命令我去给曹叔盛饭，母亲阻拦说：“莫慌！莫舀饭，有馒头……”原来八娘在厨房里就跟母亲说了，曹叔是山东人，喜面食，而且，“完了！他简直讨嫌大米，只要有任何一种面食，馒头呀，大饼呀，包子呀，面条呀……就是窝窝头，他都觉得比米饭好吃，你说怪不怪嘛？”曹叔的确如此。尽管多少年来，他自己当众表态时总是说：“什么粮食种出来都不容易，都该吃，米饭我也不是不能吃……”但我同曹叔在一起吃过那么多顿饭，没见他吃过一碗米饭，有时主食除了米饭没别的，他就光喝酒、吃菜。

八娘和曹叔在西北郊农业科学研究院搞研究工作。那一阵他们一个月里总要进城来我家一两回。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上到初中了，暑假里闷得慌。原来我暑假可以到小哥那里去。他在西苑一个大机关当售货员时，宿舍后门外头就是一片草地，还有好大的一个露天剧场，走不多远还有好大一个花园，从那里可以望见万寿山……可是小哥后来到北大念书去了，我就只好投奔八娘和曹叔，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去他们家里住；当时他们住在海淀镇上单位的宿舍里，从那里去颐和园也不远。我已经不记得当年的详细情况了，比如说，当时他们住的是一间屋子还是两间屋子？只模糊地记得八娘给我准备了一张发散出肥皂香味的单人床，记得总为我端上一大盘西红柿炒鸡蛋；当时他们的大女儿似乎已经出生，那就至少该住着两间屋，因为模糊地记得有个皮肤很黑的保姆给带孩子，并且曹叔一下班就整个地跟我那表妹泡在一起，抱着她逗乐儿，或者喂她吃什么；当时我年纪尚小，性格又内向，简直不懂得同八娘、曹叔聊天，每天就是去颐和园，到颐和园我也很少逛来逛去，就是带着画夹子找个地方取个景画水彩画儿，至今我仍留存着一张那个暑假的作品，是在知春亭往南的东墙下，画西堤的玉带桥及其远处的玉泉山，画面的下半部分完全是湖水，我用了许多琐碎的笔触去表现水波，完全违反了水彩画的规定技法；很多年以后，当我翻阅西洋绘画史资料时，惊讶地发现我这幅少年时代习作上的水波，颇似印象派修拉等人所使用的点彩法；我并不是据此引以自负，而是悟出了冥冥中支配人类感受的一种通力。

从颐和园写生回到八娘家中，自然总要把画的画儿向他们展示，八娘那“完了！完了”的赞叹及一连串的拊掌欢笑，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倒是曹叔偏头凝视了我那幅“点彩”式的“昆明湖西望”十几秒后，语气平平的一句：“嗯，能成！”使我全身一震，仿佛听到了一种权威性的预言。

曹叔和八娘的第一位千金他们取名为涧，我父亲曾这样向他们开玩笑：“是不是你们有一阵子，总在山涧边谈情说爱啊！”八娘尖声驳斥说：“完了！哪一个跟他跑到那种kaka里头去哟！”接着便笑，脸便泛红，眼便放光；四川话的kaka就是北京话旮旯里的意思。曹叔对这一调侃却并无所谓，脸上只有淡淡的微笑。

那时候非但没有确立“只生一个好”的准则，而且正强调“人多好办事”，曹叔和八娘自然不会节育。但很奇怪，八娘在涧表妹之后，流产流下了一个已初成形状的男胎，千方百计保胎保住了第三胎，足月后去医院临盆，生得也还算顺利，甚至刚见天日时也有过一点声息，但随即就发现脐带绕着脖子，医生解脱无术，一个胖乎乎红扑扑的小子竟出生即为死亡。这打击于他们夫妇极为沉重，八娘出院后妈妈带我去他们家看望，曹叔黑瘦了，八娘难有笑声，连“完了！”这感叹词也少用，惟有已能蹬着小三轮车满院跑的涧表妹“隔江犹唱《后庭花》”，把她尖细的笑声漏进门缝、窗缝里来；我那时已经15岁，已读完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自以为很懂得人世的艰辛，内心里很为曹叔和八娘惋叹。

后来八娘怀孕了，生产也很顺利，我有了另一位表妹沁。我父亲曾在茶余饭后褒贬过：“你曹叔喜欢古诗古词，有点艺术家的做派，但未免胶柱鼓瑟，给女儿取名字选字过于生僻拗口了！‘涧’字南方人北方人读法不一，正音读作jian，放在名尾听起来别扭；‘沁’字你八娘喊成‘心’，其实正音应读qin……”

沁之后，八娘又怀孕，不仅曹叔和八娘，我们一家也都默祷这回生下的该是一个男孩，结果呢，生下的果然是一个男孩，但脐带又绕脖子，医生竟又解脱无术，八娘又留下了一个“他还哭过两声呢”的惨痛印象，等候在产房外的曹叔又得了一个轰雷般的坏消息……

八娘从此失去了原有的鲜润，额头眼角的皱纹留而不去，我们都怕她永远失去那“完了”的尖声感叹，以及一连串朗朗的笑声，还算好，半年后她性格方面的魅力恢复了。有一回他们全家来我家过星期日，其时她已到香山卧佛寺旁的养蜂研究所专门研究养蜂，并主编一份《中国养蜂》杂志，她侃侃而谈养蜂之道，我记得她讲道：“……莫以为蜜蜂儿光采花粉，有时候工蜂还专门要飞到茅坑里头去，采一点无机盐回窝，那也是酿蜜不可少的成分哩！我们反复搞跟踪记录、化验分析，完了！硬是有这么个内幕哟……”她笑，我们也笑，她为蜜蜂笑，我们既为蜜蜂笑也为她笑；可我注意到，曹叔不怎么笑，但也绝无悲戚消沉一类的表情，曹叔总是那么不动声色，我想也许是因为他调到农业部去当了干部，在我想像之中，国家的一个部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那些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在厚重敦实的大办公桌边的干部们一个个都是不苟言笑的。部啊！像八娘那样的性格搁在部里办公室是不相称的，而曹叔似乎是恰能配套。

再以后八娘又生了一个表妹“涓”，生完作了结扎输卵管的手术。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皮已经发粘，在外屋灯下扯闲篇的父母的一些对话忽然使我吃惊，我使劲眨眼，并且伸长耳朵，捕捉外屋传来的一言一语：

“……八妹其实不必有那个思想负担，如今新社会，生男生女一个样嘛；再说，曹家并没有绝后嘛，他那原配不是生的儿子么？该有十五六岁了吧？”

“不止十五，总有十六了！我问过八妹，他追你的时候，说没说过他是有妻儿的？八妹说啷个没说，一说就掉泪了，说实在是那时候他没反抗到底，父母包办的，一共没同房几夜，后来就跟大学同学跑到解放区；现在解放了，婚姻自由，那个包办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只差一个手续，手续一办，名也不存了嘛……他们那回参加一个农业考察团，活动完了回到北京，他就去办了离婚手续，八妹这才跟他结婚……”

“八妹始终没见过那位原配？”

“没见过，也不必见嘛！那儿子倒是见过，可后来八妹总生不下儿子，就跟他说，你去看你儿子，我没意见，可你就别把他带回这个家来，也别让他找到我这儿来，不是我心胸狭隘，实在是我怕心里头难过，撑不住……”

“其实也还是狭隘，何必呢？”

“你谈得轻巧！八妹虽是搞科学的，这事情到底不能从科学上得到充分解释：为什么他们一生女儿就顺顺当当，一生儿子就偏偏有灾！两回都是脐带绕脖子！解脐带的当口都听见儿子哭了几声，就是解不好，硬是死在眼前头！八妹命苦啊！”

“那原配命就不苦么？听说是一直还住在他父母家里，从儿子那儿算不是媳妇了，从公公婆婆这儿算还是地道的媳妇，尽着孝道……”

“那倒是！婚是离了，可她没回娘家，听说娘家也不让她回，她只能还那么不明不白地当着媳妇！现在只剩公公了，婆婆是她伺候到底的，在床上一瘫就是几年，光收拾那褥疮就够磨人的……亏得有亲儿子在身边，一天天长大成人！”

“儿子对她还孝顺啵？”

“还用说！听说一懂人事，就跟她说：妈，我再也不去那边了，我是您一个人的，您等着瞧吧，再过几年，我就挣钱去，我要让您过上比他们还好的舒坦日子！……多好的儿子！可眉眼，听说还是更像他老子……”

听着这些令我吃惊的交谈，我睡意全无。曹叔原来还有如此隐秘的一面……

出于好奇心，后来我捕捉到更多的信息。据说曹叔家里原是从山东来到北京当上大官的望族，清末时在北京东城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宅院；我甚至根据那传闻骑车去那院落所在的胡同考察过，那胡同一头因展宽马路已然拆除，拆剩的部分一道匆忙砌就的新墙后面，露出一座干巴巴已无花木的土山，山上有一座破败的四角亭，据说那便是当年曹家花园中的一处胜景；我父亲对北京旧宅院颇有研究，他说过去同讲究“真人不露相”一样，舒适幽雅的阔人宅院也讲究“门墙不露谱”。皇族因为有厘定的制式，院门格局便等于是地位的标签，引人注目，京官及阔商富绅的私宅则可以做到“富而不露”；因此，有的似乎很一般的门户里头，转过影壁竟是一进又一进的华丽房舍；或者房舍不算怎么炫目，而穿过一个月洞门后，竟是一处江南苏州风味的花园，太湖石叠成小山，曲板桥跨过萍藻丛生的池塘，临塘的轩馆支开窗板露出琴台，曲折游廊旁有丛竹或紫藤，如此等等；有的更在山上置亭。但一般从院外的街道胡同里，不仅绝对望不见里面的山亭，甚至那些单调的灰墙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使人连亭台楼阁、池塘鱼鸟的联想都很难产生。童年的曹叔，该常到那山亭中憩息游玩吧？但时代的变迁，瓦解了这些个大家庭，也肢解了他们的宅院，曹家宅院不仅早成了许多户人家杂居的地方，又经局部拆改露出了当年从墙外望不见的山亭，那破败的山亭在白昼喧嚣的市声里不知感受到些什么，在静静的黑夜里又做着什么样的梦。

当我有一回从那胡同里路过时，遇见从那有山亭的院子里走出来一位妇女，胖胖的，端着一个盛垃圾的破脸盆，走向垃圾站去倒垃圾，她移动得相当迅速却又有点颤颤巍巍，仔细一看底下是一双小脚，不知怎么的我立即判定她是曹叔的原配，于是我假装自行车出了毛病停下来收拾，等那妇女倒完垃圾往回走时，我便特意从旁端详了她一番。她有着一张显露出善良与顺从的圆脸，眼睛很大很鼓，嘴唇却又长又薄；当她消失在院门里以后，我好奇地想：她怎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夜晚呢？她真同那破败的山亭一样，虽仍存在却已被人遗弃。我对她油然而生同情，但我却并不站在她的角度去怨责曹叔。

随着一步步进入社会，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曹叔和八娘那充分建立在自发感情基础上的结合是美好而难得的。

八娘的同胞兄妹，后来都住在上海。我叫七舅舅的，是九外婆的长子，也是惟一的儿子，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牙医。他的妻子则是享有声誉的产科医生，我叫作七舅母，我对她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当年我在成都落生时，是她给我母亲接的生；七舅舅和七舅母都是最善良、最本分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是同行，但他们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经人撮合成婚的，他们住在一起，却格格不入，经常为一些最无谓的琐事争吵不休，甚至常常说出“那就离婚算了？！”“走嘛！去离嘛！”一类的话来，但他们却始终并没有真去离婚，因为他们的道德观惊人的一致，心底里都认为离婚是一种绝不可以真正履行的丢人行为；他们又都绝对与罗曼蒂克无缘，虽然苦闷却又并无任何婚外恋的尝试；他们便那么长时间地纠合在一起。后来七舅舅病重去世，七舅母尽心尽力地照顾，送走了七舅舅以后，自己也垂垂老矣。她回忆起七舅舅来并无甜蜜之感，却又绝无采酿夕阳为蜜的意愿。他们没有生育子女，这就更增加了七舅母晚年的孤寂。除七舅舅这位哥哥外，八娘还有三位姐姐，我分别称他们为四娘、五娘和六娘。四娘是早年在四川老家时，家里就给她包办了婚姻，她为了反抗这包办的婚姻，曾只身逃出老家，跑到省会，这在当年算是相当勇敢的行为了。因为那老家是穷乡僻壤，连最有知识最有身份的人也很少主动与命运抗争；但四娘的抗争终于归于失败――省会的近亲与远亲都拒绝长期收留她，她又找不到什么出路。于是她终于被追赶到省城的九外公捉获，押回老家塞进花轿，她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五娘终生独身。六娘经人介绍与丈夫组成了一个初看似乎还算和顺的家庭，生育了几个子女，后来终于破裂，懒得去办理离婚手续，而实行了永久的分居。这样一对比，八娘真是全家中最幸福的一位了；而曹叔，他是诚心诚意地爱上了八娘，尽管他曾切盼由八娘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但这一愿望破灭以后，他对八娘的爱意没有丝毫的减弱，体现于涧、沁、涓三位表妹身上的父爱，更证明着他对八娘爱情的增强。“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古以来兑现率就并不高，从旁看去，曹叔对八娘真不啻是情事与姻事中的幸运儿。

记得在曹叔八娘家中看到过一张拍得非常成功的照片，是当年他们热恋时，在轮船甲板的栏杆边拍的，那时他们参加同一个考察团，乘船从甲地去往乙地，他们倚着船栏，姿态自然而优美，江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他们对望着，眼睛里面颜上喷溢出青春和爱情的无形火焰，他们那相互吸引的情景，难道不是这人世最辉煌而永恒的珍宝吗？

曹叔对我少年时代的水彩风景写生给予过“嗯，能成”的预言，这预言并没有准确地实现，但也并没有落空――我后来没有成为画家，却倒成了一个作家――我至今感念曹叔对我潜在的艺术创作能力的发现与推动。

我上到大学时，同曹叔已成为了朋友。这是很微妙的事。八娘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个可亲的长辈，而喜怒不形于色的曹叔竟同我渐渐结成了忘年交。

我在高中毕业前已开始在报纸副刊上登出些“豆腐块”，八娘对此的反应，不过是笑眯了双眼，拊掌调侃我：“唷，完了！成了大作家了哇？”曹叔却试图同我做些令我乍听颇为吃惊的探讨，例如：“散文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文尾总用省略号作结尾是否善策呢？”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银锭观山》，描绘的是北京西北城什刹海水域的特异风光，他很在意，鼓励我说：“你跟我一样，虽然没生在北京，却长在北京，今后怕也长居于北京了，你不如专门研究北京，着重写北京，这就需要深入到真正体现北京特色的方方面面去……”于是他怂恿我去喝豆汁，吃爆肚，乃至于嚼闻上去臭烘烘的雪霜肠；他细细地引我探讨：“炒肝明明不是炒的，并且主要成分是肥肠，那为什么要称作炒肝？小肚儿明明是猪尿脬做成的，尿脬是膀胱，并不是肚儿，即不是胃嘛，那为什要叫小肚儿呢？这里头都掺和着老北京人的微妙心理……”诸如此类的探讨，往往是在他家的饭桌上，八娘和表妹都吃完散开，而我俩却仍慢慢地喝着酒时展开的。我的喝酒，是曹叔教会的，八娘常常感叹：“完了？！一个人灌不算，还把人家拖下水，有你这么当叔叔的么？”曹叔面对这话仅仅淡笑着，有时甚或还微微颔首：“是呀是呀，我是罪魁祸首么！”好在曹叔自己的量并不大，而且喝得很慢，又讲究要有两样以上的下酒菜。因此，他带我喝酒，只给我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并未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过些许的不适。我们喝得最多的不是啤酒和白酒，而是黄酒，烫得暖暖地喝，小口小口地喝，在这饮啄之间，曹叔为我迈进文学艺术天地提供着不知不觉的推力。

八娘之爱曹叔，因素之一就是她觉得曹叔有才，不仅有农业专业方面之才，而且有文艺才能，八娘曾在我家对我母亲眉飞色舞地夸耀过：“三姐呀，你哪猜得到，他画漫画画得才好哟！机关里头搞个展览，贴出他好多漫画，咦，笑死人，画那个闹个人主义的，脑壳儿膨胀得南瓜般大；画那个爱闹情绪的，自己把自己身子打了个结儿，完了！围起看的人都笑个不停哟！……”但曹叔自己冷静地意识到，他的漫画，他的书法，他私下写着解闷过瘾的散文，离公开发表在印刷品上都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他把期望寄托在三个表妹身上，这是我意会到的，他并未当着我明确地流露过，他总不失其含蓄沉静的做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过分热烈地暴露出她及曹叔的那样一种期望，记得有一回她来我家，手里提着好大一件东西，我母亲一看吃了一惊：“八妹，你这是要出远门么？”她满脸红光地大声解释说：“哪个出远门哟！你看嘛，这不是行李箱，这是手风琴啊！天津鹦鹉牌的，一直想给小涧她们买，总碰不到这个名牌儿，今天你来这儿耍，路上恰恰让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么！”我母亲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出的数字让我母亲喊出：“完了！你啷个那么舍得哟！”八娘竟激动得一跺脚，连短发都摇动起来：“我们就是喜欢艺术呀！就是盼小涧她们能入个门呀！”这镜头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活灵活现，世上渴爱艺术达到我八娘这种程度的也许很多，但表述其酷爱表述得如此真率和强烈，怕不见得多吧？

就爱好艺术而言，三位表妹确实继承了曹叔和八娘的心性，但她们似乎都乏于其父的深沉而富于其母的奔放，记得有一回，我们同去看部队文工团歌剧团的演出，所演的是一出平庸乏味时过境迁永不会复排的歌剧，因为我姐夫屈晋勇曾是那歌剧团的演员，参加了那出歌剧的演出，因此我和表妹们坐在台下等候开幕时都颇有傲然之气，幕布拉开后，在舞台上认出了我那姐夫时，三位表妹都惊呼出声，幕间休息时，我领她们绕到后台，在后台她们不仅看到了熟识的表姐夫，还见到了曾随他们表姐夫到过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们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谈过，她们竟因为在后台近距离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以浓烈的化妆改变了面容，并舞动着腰肢准备下一场戏，而互相拍打着手掌表露出一种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还觉得这是不褪色的一幕。当年我曾暗暗地为她们害臊，我以为她们把一种对艺术的神秘感和崇拜心表达得太直露太丢份儿了，但现在想来，那出自天性的无掩饰流露，难道不是如晨曦中的露珠般艳丽、晶莹、纯洁、芬芳么，后来生活的艰辛人事的烦扰在她们的心上都磨出了厚茧，再想看到她们那种纯情少女的奔放表露，是永不可能的了。

曾同曹叔讨论过《红楼梦》，有一次我对他说，《红楼梦》里写到贾敬吞金丹丧身以后，贾珍贾蓉跪哭的描写，使我感到他们既有作假装样的一面，也有内心真情流露的一面，他却不以为然，冷冷地对我说：“我有经验的――那全是作假装样。”当时我没有同他争论下去，心中却以为他忽略了高级艺术对人物内心多层次描绘的特性。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曹叔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大家庭里生活过，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积累了他的生活经验，他深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际关系可以把人性压榨得多么干瘪、多么虚伪。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曹叔在北京还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们两家似乎绝少来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的父亲遭到了冲击，被愤怒的“红卫兵”批斗以后遣送回了山东原籍。与他们父亲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配及曹叔的儿子没有被“红卫兵”一同轰回山东。因为“红卫兵”觉得他们实在与那“老吸血鬼”难划归一类，有的“红卫兵”还认为他们母子二人是被“老吸血鬼”“吸血”的对象，故而引为“红五类”而发动他们“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儿子原来几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来往，爷爷遭冲击后却几次去他们家中活动，希望他们想想办法，使爷爷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么受苦，但据说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绝了，认为早已划清界限，现在更不能丧失立场；曹叔动了心，却一筹莫展。据说那儿子一跺脚，瞪了父亲一眼，一阵风走了，从此再未登门。我至今不敢就此事问及曹叔，我想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他或许对原由父亲操持的大家庭早生厌恶，那强加于他的包办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对解放后获得了文史馆馆员资格的父亲也未必没有一定的尊重和情感，他真应该重新研究一下《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人们的生活经验确实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断地加以过滤和重组。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家都相继动荡飘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带着三个女儿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八娘的状态可谓没心没肺，曹叔的状态则可谓不知所措。记得八娘在所谓“派仗”兴起后还到我阿姐家去过，那时我父母正从张家口来到阿姐处躲避武斗，她竟若无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绘了如下的开斗场面：“……开会开到一半，咦，就冲进一群人来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长的红箍箍，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队’，他们二话不说，抓起空板凳就朝台子上摔哇，完了！会场乱成一窝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哟！’结果，也不晓得哪个人把我一推，差点儿就推到了别个脚底板下头哟！……”讲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来，急得母亲拍着她手背说：“八妹哟，好险哪，你怎么就不躲开嘛！他们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频频点头，却似乎并不感到处在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应当感到恐惧或悲凉。也还可以理解，八娘不是党员，不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还不够格，两派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都对她忽略不计，因此她心理压力不大。曹叔在部里是个副处长，也不算什么引人注目的“当权派”，但两大派斗起来，他却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夹在当中，态难表，步难迈，结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谭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视为了“老保”，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陈世美式行径”，乃至他曾“用漫画向党进攻，属漏网右派”，等等，等等；他们下“五七”干校前我曾去看过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几个蒜瓣下酒，并且头一回所答非所问，还喃喃自语，最后竟语无伦次，我不知该怎么好，倒是八娘一旁劝解说：“完了！天又没塌下来，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脑壳儿的奸计！”最后八娘给我们一人剥了一只热气蒸腾的肉粽子，逼我们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还有曹叔、八娘他们，都离开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京城西北隅，仿佛一只缩在墙缝里的土鳖虫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勉强打熬着灰暗压抑的时日。

灰色的日子毕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处就是会流动，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它反正会带着你往前移动。灰色的日子里毕竟也还有亮点。即使像芝麻粒那么大的亮点，也总能放出点暖心窝儿的微光。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点，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干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马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热豆汁，就着炸成金黄色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花瓣儿吹落一头一肩；甚至渴望让春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股“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干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子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头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出，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出手，甘蔗头和甘蔗皮满天飞，人们的审美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强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慰他那在深处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部电影观摩票”，演出的节目是西方电影《蛇》。放映的场所是一处内部礼堂，我以一种空前的荣幸感凭票进入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进入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紧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进场观看而未能得以进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露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肉身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纯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

其实曹叔给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花的芬芳与沙尘的馨香。

是组织上通知他并让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部队承担，该部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出恶性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出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道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子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戴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若干精明强干的人员，按部就班地处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处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精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致歉，不仅肇事者声泪俱下地跪到她膝前愿认她作自己的母亲伺奉她终生，肇事者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诚挚地围住她向她宣誓：“娘！我们全是您的儿子！”部队不仅允诺负责全部殓葬事宜，并赔偿她5000元人民币的人身损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拟承担她家的全部家务，从买米买煤买菜到做饭洗衣，乃至于要给她念报纸讲故事陪她唠嗑儿解闷儿。但那母亲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如两个铜铃，嘴唇抿得细细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里不哭不语，不动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于车祸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儿子。

我至今没有问过曹叔这回事。也不应当问。但我至今仍不免悬想，他那原配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于这人世？曹叔从来没有爱过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给予她爱。惟有由她输出己爱培植出的儿子能回报她以爱，使她灰暗的生命趋于明亮。他们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刚刚达于一个新的起点，十几年来她每天用多于十个小时的十指劳作(挑绣外贸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儿子上完了中学，又蒙政府政策照顾，没有安排上山下乡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厂，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当上了车工，并且开始领回了工资，给她置买了新的衣衫和鞋袜，跟她反复地说：“妈，打今儿起就是我养活您了，您该歇着了！”还懂得给她往家里带她最爱吃的酱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为自己置买了新自行车和新手表，谁料到这刚刚达到的新起点竟也是突然降临的终点。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儿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冥冥中真有主宰么？谁这般忍心？

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带着表妹涓。涧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干校时，他们都以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涧已上完中学，所以就进了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刚得到那机会时，八娘还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表示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五七”学员的同龄子女都能进到那样一所国营工厂当正式工人，有许多只好到干校邻近村落里插队。表妹沁他们过继给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满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中，他们以往在北京从不曾住得那么糟糕，但他们却喜形于色，因为毕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户口了。八娘一边招呼我和曹叔挤坐着喝酒一边念叨着：“就是小涧可怜啊！唉，当初真不如就让她在附近村子里插队哩，你说谁想得到呢？现在的政策是允许插队的办回来，进了国营工厂的倒一律不能随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经过干校的洗礼变成个十足的老太婆了，脸上添了许多的皱纹，并且不大显现原来乐观的天性，“完了！”的感叹也大为减少。曹叔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对比之下，他比八娘显得年轻许多，也许那天是刚刚洗过澡、理过发的缘故吧，我觉得曹叔比以往还英俊潇洒。他仍是喜忧不形于色，表情淡淡的，同我边喝边扯闲话，他嘴里谈的，远不如他给我寄来的信上写得那么丰富、生动，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这个那个，我说得很多，我问他什么，他有问必答，但都很简要。

没多久就有“四人帮”倒台的大转折。曹叔的父亲从原籍回北京落实了政策，他自然不便与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里，或者是不欢迎他或者是他不愿去，结果就住到了曹叔那里，曹叔的住房条件并无改善。只不过多了一间厨房，老人就在厨房里搭了一块铺板凑合着住下。我直到这时才认识了这位曹爷爷，他衣衫破旧，但面容整洁，而且红光满面，下颏蓄着一撮白须，与长长的白眉相呼应，见到我蔼然可亲，礼数周全，说话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比曹叔更风流倜傥。同时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着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这低矮的厨房面积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华中竟只能这样的存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来同这位公公是互不相认的，因为公公认为自己的大儿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尽心尽力地对他执媳妇之礼；事到如今，八娘同曹爷爷只能面对面相处，并且是在极其狭小的空间中，依我从旁冷观，他们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有一回我去他们那里，曹爷爷到胡同里溜弯儿去了，八娘一边做菜一边主动地对我说：“我们爷爷倒是个难得的好脾气，你看这么不方便，他也能将就着，从没提过什么要求，有过什么抱怨――对了，他惟有一条要我们，包括小涓，为他做到，就是‘千万莫把绝后的事儿告诉曹楼的人’。你懂了吗？完了！你还没明白过来么？你晓得曹家他这一支，他老子单有他一个，他这一房两个儿子就你曹叔给他留了一个孙子，好容易长到二十出头竟让大卡车给撞死了，他不就绝后了吗？他们老人是不把小涧、小沁、小涓他们作曹家人的，早晚要嫁出去的嘛！这事对他的打击比遭‘红卫兵’遣返大得多，他不怕他那个老家曹楼村的人批斗他如何如何反动，他就怕这消息传过去人家笑话他绝后……其实我们怎么会去说这个又找谁去说这个呢？但只怕那曹楼村的人早晚能得着消息……唉，我们这位爷爷也真可怜！你看，挤在厨房这么个kaka里头过日子……”

其实以亲戚而论，八娘与曹叔及三位表妹算我的亲戚，曹爷爷已不甚与我相干，曹叔的那位原配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但曹爷爷的命运，那位原配的命运，至今仍偶尔牵动着我的心肠，使我浮想联翩，扼腕感叹。我的心肠是不是过于柔弱了呢？

人生的大趣味在于变化。意想不到的变化是最浓酽的趣味。当曹叔他们背朝青天脸朝泥巴地在“干校”插秧、割稻时，当他们被一遍遍地训诫着要对“干校”生活作“长期”乃至“终生”打算时，他们怎会想到几年后，不但能够回到北京，恢复机关的工作，而且还能出国考察，所考察的竟又是美国呢？

曹叔所参加的那个考察团是先飞往西欧再飞往美国的，当中在巴黎有一天的停留，曹叔因此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曹叔同我喝着黄酒，慢条斯理地闲话巴黎和纽约。他说起在巴黎时，他们团的一位成员，不知是上飞机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还是飞机餐里的什么东西变了质而未觉察，下飞机后肚皮里就闹腾起来了，因为他们在巴黎只停留一天，公派出国的团体只能集体行动，个人身上连一个子儿的硬通货币也没有，语言上又有困难，所以只能是集体游览――大使馆派出一辆大巴士，向路经巴黎的各种出国团体提供方便，乘坐那巴士可以速成式地浏览巴黎风光，巴黎铁塔、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协和广场等每处最多停留半小时，最少只给一刻钟――那位成员自然不愿放过这一生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从美国考察后不再途经巴黎，他估计自己以后再无游览巴黎的可能，因此强忍着肚中的造反登上了游览车，开头去到几处，尚能勉强将肚中“造反派”镇压下去，后来就不行了，简直是活受罪，找厕所又不会找，有的厕所收费又上不成，找到一处又怕误了回巴士时间，结果弄得神魂不定，坐到车上时竟至于憋忍不住而流泻裤中，使周围的人掩鼻奚落。曹叔讲完此公遭遇后咋舌感叹说：“这也许就是命，就是所谓缘分吧――他跟巴黎就那么无缘，现在问起他来，他后悔那天为什么不就留在使馆招待所中――他说一路上他什么印象也没留下，惟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狼狈和臭气……”

“我就不信我命里注定要在河南过一辈子！就跟北京无缘！”

切断曹叔语头的是涧表妹。她又一次从河南来京探亲。因为她的归来，八娘家变得更加拥挤。八娘悄悄告诉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书桌上――别看他去了美国，还逛了巴黎！

从河南回来的涧表妹我简直认不出来了，那不仅是因为她已长大成人，模样上起了变化，她那原来充满弧线的脸庞已有几处――例如下颏、鼻翼――变为了生硬的折线；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与从前迥异。当年她拎着手风琴时，眼里的那种稚气和欢乐哪里去了？还有在后台见到我勇哥他们那些演员时，那种纯朴的大惊小怪和迸发着生命力的狂喜怎么荡然无存？当年她还有在生人面前极为腼腆的一面，而据她自己的陈述，她现在简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面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几分钱！

我以惊讶的目光望着涧表妹。以前我没把她看在眼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太单纯，单纯的东西我们可以喜欢却不会特别地加以注意。长大成人的涧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语调尖酸，她对我，也对父母，乃至爷爷，宣泄着她刚刚积累起来却颇为厚重的人生经验：

“……我们那个站是个小站，每次火车只停一分钟，上了车当然不会有空座位，有时候连厕所门外都挤着坐着好几个人。开头我脸皮嫩，就那么忍着，你忍吧，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你就别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挣！缘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得来容易吗？不容易！……现在我一上车就往车厢里挤，我从一号座位问起，一个挨一个地问，一排一排地问，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气，可我也不停下不问；人家回答的话难听，或者骗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还要问下去；问什么？就问：‘您哪站下车？’那么一排排问下去，问到一个最近一站下车的了，我就破开脸对他说：‘好了，您下车这座儿我坐，我就在您边上等着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就在那儿死等了。别以为脸皮厚到这个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时候那下车的人屁股刚挪开，有人就抢在我前头把屁股搁上去，所以后来我就把脸皮更加厚了几分，问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还要跟站在周围的人都说清楚：‘这个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车可该我坐，谢谢你们了！你们要是谁不同意，早一点儿说，我好再往前等别的座儿去！’这就把牢了，过那么一个来钟头，我就坐下了，坐下来是真格的，就是跟站着不一样，而且这座儿是我自己挣来的，坐着格外舒服……也有人看着我，仿佛嫌我年轻轻的又是个姑娘怎么这么不顾脸面，我就看着别处，给他一脸冷笑，脸面？我没丢别人的脸，再说，脸面值几个钱？……”

涧表妹就这样开始了她寻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奋斗。八娘暗地里流过泪，为当年不该一念之差把小涧送进了那工厂，害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为小涧的性格变得如此粗粝，甚至对父母说话也变得生硬而功利；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门路无法将小涧弄回北京……八娘也托过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用对调的办法将涧表妹调回北京，我挠着后脑勺发愁，且不说没有线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个县的人，人家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回到原籍呢？

涧表妹的探亲假到期了，临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满桌子的菜，我也凑热闹给她送行，涧表妹在饭桌上只拣一种她最爱吃的菜――鲜藕肉盒吃，对于八娘的眼泪汪汪和曹叔的额纹抖动，似乎全都无动于衷，末了冷静到极点地说：“你们就都别操心了，连小表哥也别再帮我打听，你们都是只能靠组织、靠别人、靠运气解决问题的人，出了家门儿脸皮嫩、舌头软，不顶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以后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没有退休想叶落归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么单位？那单位让不让对调？……我就不信一个县里问不出一个来！……”

两年以后，涧表妹竟真的用这办法将自己调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仓库里当统计员。

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了某种其实是过分的决心。据曹叔八娘说她在家跟他们话也很少，跟姐姐和爷爷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温书――那书桌别人都自觉地不用，尽着她独享――我去他们家时，她往往头也不抬地继续背书、做题，所以我对她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反射着光影的近视镜的圆片儿，以及偶尔发出的“你们声音小点儿行不行？！”的呼声；吃饭她往往不到厨房的小桌边，而由八娘把饭菜给她端到书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们住的那间平房小屋的门，开门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让进屋来，只觉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视镜的圆片儿冷冷地放着光。我简直想不出她跑来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镜，我这才发现她原来也有一双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见她眼眶里蓄满泪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泪水，这时我心里一紧，慌慌地问：“怎么了？”她用悲戚的声音告诉我：“爷爷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妈让你去帮忙……”

我举起脚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娘家，帮着料理一切。我发现不仅曹叔在失去父亲以后从内心里迸发出了强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们也都真的流泻出超乎我预料的悲痛。原来爷爷在大限来临之前，挣扎着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能为分房子坚持到底……”的确，按分房委员会的计分法及规定，他家爷爷一死，他们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两居室。

当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爷爷的骨灰盒时，我痛切地感觉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计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浮出了那胡同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后来我再骑车去那院墙外张望，土山连同四角亭都没有了，那里正在盖一座楼房。原有的居民都迁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里遇上一位端着脏土盆倒垃圾的小脚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该去的都在离去。

100

去的在去，来的倒也在来。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该来的都来。

101

80年代以后，我自己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变化，这暂且不说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渐好转起来，头一项，就是终于住进了新住宅区――团结湖的单元楼，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爷爷临终遗言传出去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仅家里明摆着有两个大女儿，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问题遇到了麻烦，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关“干校子女”的政策仍迁回北京，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102

曹叔他们高高兴兴地迁入新居以后，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来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兄妹，二来好把沁表妹的户口归属落实――这倒不成为她的心病，因为无论沁表妹最后是在上海落户还是回北京团聚，都令人高兴，只要不再悬着就好。此外还有一桩喜事――四娘那已经35岁多年落实不了对象的儿子沈锡松，终于宣布要在国庆节结婚，八娘正好可以赶上他的婚礼，热闹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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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来，爱人上工去了，我不会做饭，便请曹叔上什刹海边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后，我才发现曹叔眼神有些异样。我原以为他是八娘不在，发闷无聊才来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是涧表妹又有什么古怪的表现？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后精神状态不能稳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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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杨树，以及它们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风吹得不断抖动的图像，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在湖边倚着铁栅栏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内外的糖葫芦无人问津，倒引来了几只粉蝶上下翻飞；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对我说：“你四娘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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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一惊。四娘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就是有一年她从上海来北京散心，住在八娘家中，那时候涧表妹她们都还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带着头两个表妹去游颐和园，当中要换几次车，每次一挤上公共汽车四娘就抢着去为大家买票，那阵式就像在抢银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从同一个车门上的，她买妥票后总要扯着大嗓门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买了票了啊！八妹你们就莫买了啊！”那声音响彻全车，引得许多人既张望她又转头张望猜想中的“八妹你们”，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这种大嗓门讲话，在家里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气听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稳当些嘛！”“哪个说的啊！那啷么得行啊！”“完了！未必哪个是哄你们么！”其实，她那么甩着大嗓门讲话不仅绝非吵架，而且是诚心诚意地倾泻着亲热。这也许是我们四川人的一大特点，所谓谈话十分“展劲”。前几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时刚在床上靠靠想养会儿神，就听见走廊里好一阵吵骂声，几个人都甩着大嗓门，声音既高昂又急切，还夹杂着拍击身体的声音和尖叫，我实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门劝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几位服务员在极为亲热的互相嬉戏，无论是他们互相切断对方的话头高声笑骂，还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声叫喊，都只说明着他们心境的欢乐与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个典型的洋溢着欢乐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从未听说过她有什么病，年纪也不算太老，况且所钟爱的独生子又洞房花烛得大欢喜，她怎么会“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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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叔只顾喝酒，不怎么夹菜。我劝他多尝一点烤肉季的风味烤肉和甜味羊肉“它似蜜”，曹叔慢慢腾腾地夹口菜，呷口酒，两眼不望着我而望着窗外，用一种仿佛在叙述非洲的什么与我们全不相干的事情那样一种口气，淡然地向我报道：“你沁表妹打来个长途，让我去上海接你八娘来。她被四娘的事弄懵了。你那表哥的婚事一切都筹办好了，只等着在南京路上一家饭馆请客办事。就在要办事的当天上午，你四娘忽然想上街再买一样东西，她出门的时候你表哥劝过她，那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买，何必这么着急？她却非去买不可。就那么去了。结果，过马路的时候，她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车头前往前穿，一下子被忽然开过来的一辆运货卡车撞倒，当场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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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这叙述我再吃不下菜，又是车祸！我茫茫然地望着窗外，湖水中漂着些杨树叶，卖糖葫芦的老头在伸懒腰，斜对岸有个孩子在抖空竹，传来阵阵嗡嗡的声音。我心里空落落的，把目光转回来，恰恰与曹叔的目光相对，我发现曹叔眼仁里增添了某种我不熟悉的因素，我心里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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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曹叔喝了一大口酒，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这边，是车祸死了人，死的是儿子；你八娘那边，又是车祸死了人，死的是当妈的。都在大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这算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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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往下一沉。我从小受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教育，但曹叔八娘身受的这些遭际，不能不让我犯疑。对能够认识到来源的打击，我们可以以理性来支应它，对莫知其因的神秘打击，我们从哪里取得抗击力和支撑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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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娘和沁表妹回北京了。我去看她们，大家都回避着四娘的事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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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伤心事渐渐也就化解了。后来沁表妹在园林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涓表妹卧薪尝胆终于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涧表妹正积极地找对象，她那种形同当年在火车上找座位和主动寻觅对调线索的大方劲儿，使曹叔八娘对她的婚事不怎么焦虑悬心，尽管楼里与她同龄的姑娘纷纷都已结婚乃至生了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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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给涧表妹介绍过几回对象，她都很坦然地去接触考察。有回我把从我父亲这边算称作香姑姑的大儿子介绍给她，约定在故宫神武门外会面，我陪涧表妹走到神武门，忽然先闪出一高一矮两个姑娘来，迎着我叫“小表哥！”随后才有我那位表弟显露出来――他的两个妹妹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怕哥哥轻率从事、上当受骗，竟大摇大摆地来参与这次的会面，我好尴尬，这是事先没有说好，且也未曾料到的；涧表妹却毫不慌张，大大方方地去售票处买来五张门票，引大家一同进入御花园游玩。这么五个人搅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呢？我想告退，又怕涧表妹事后更加埋怨我；那两位俨然以大姑子小姑子自居，竟毫无回避之意，那位大表弟倒脸上讪讪的，似有难言之隐，涧表妹却愈加镇静，她干脆迎上那两位本不相干的人，同她们闲扯起来，这就使得我同那位大表弟被撇在一边；我悄声问那位大表弟――其实并非真有血缘关系的姑且叫作大表弟的小伙子――“你觉得我这表妹风度怎么样？”他含混地应着：“当然，您介绍的还差得了么？”我知道他在找对象上对女方的相貌和风度是相当挑剔的，这也是他老大不小仍未落实婚姻的主要原因。但从他那闪烁斜视的眼光中可以推测，他那两位自己尚未出阁的妹妹，似乎对未来嫂子的相貌和风度要求得更加严格，尽管在相貌风度方面她们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水平，也还构成着可以争鸣不休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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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处亭子里大家坐定，那位大表弟买了五份冰激凌发给大家，但三位女性仍凑在一起说话，是二比一的阵式，我发现她们进行着微笑战斗，所说的话似乎都很平淡很礼貌很得体但脸上那挂出的微笑里却伸出了无形的针尖和麦芒，涧表妹虽有点“寡不敌众”，但毫不示弱，颇有蔺相如立于秦庭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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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自然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而且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揽这一类的瓷器活儿了，涧表妹倒丝毫没有对我流露对这次故宫御花园之游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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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日，我去看望曹叔、八娘，家中只有八娘一人，她跟我没对上几句话，忽然爆发出对涧表妹的怨愤，这颇令我吃惊；显然，她隐忍了很久，但终于按捺不住，怨愤既已涌出，她也就不再顾忌，任其喷发倾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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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娘告诉我，涧表妹现在自私得可怕，例如某天她买回一斤肉馅来，搁进家里的冰箱时，偏要说一句：“这是我的，星期五请客包馄饨的。”她们单位歇星期五，她有时请几个相好的同事来家，搬开桌椅打开收录机放音乐练跳交谊舞不算，还要凑在一起包饺子或馄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结果那个星期五她约请的同事们不知为什么一个也没来，八娘很自然就从冰箱里取出她买的肉馅要烙馅饼给全家吃，涧表妹见到竟冲上去，一点情面也不讲地阻拦说：“别动我的肉馅！你们有自己的肉馅嘛，用你们买的嘛！”八娘自然不高兴，少不了说她：“我做馅饼你不也吃吗？”涧表妹则立即反嘴：“我每月不是都交伙食费吗？”诸如此类，已成常态。此外，八娘眉头皱得紧紧地告诉我，涧表妹现在越来越奇装异服，街上乱买些怪模怪样的出口转内销的货不算，还自己动手剪裁一些“简直丢人”的服装，例如八娘看去认为是只能做睡衣睡裤的布料，涧表妹却偏缝制成连衣裙，并且大模大样地穿上身，摇摇摆摆地上街去；据涧表妹自己声称，她要钻研服装设计，将来自己开一爿服装店，专营最时髦的女服。八娘认为她神经恐怕是有点儿不正常了，但简直不能数落她一句半句，“她那张嘴，活像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刀，又快又冷，连你曹叔也拿她没有办法！”八娘边谈边连连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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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这天八娘刚跟我唠叨完，单元门钥匙孔一阵响，涧表妹从外面回来了，她穿着一身大块白与大块黑组成的连衣裙，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八娘迎上前去问她：“怎么？今天下午不上班么？”涧表妹坦然地告诉她：“下午跟别人倒班了，我在家歇半天。”八娘嫌恶地打量了一下涧表妹那身的确怪模怪样的连衣裙，老着一张脸去厨房做饭了，涧表妹倒兴致勃勃地跟我聊了起来。她让我帮她找几本国外的时装杂志，哪怕借看也行，她说日本有一种《登丽美》杂志对她来说最有参考价值；我问她为什么把连衣裙做成大块白与大块黑的样子，脖颈处为什么不对称，下摆底缘又为什么是斜线？她对我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颜色的论述：“世上最美的颜色，是黑、白、灰三色；要说配色，红与黑是永恒的主题，我今天下午就试着做一件蝙蝠衫，深黑配大红，等我穿出来你看吧――”正说着，厨房里几声锅铲击锅帮的锐响，涧表妹走进去问：“妈，要我帮你炒吗？”八娘恶声恶气地回答她：“你还帮我？你不把我气死就算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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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一场母女口角就此开始，我走过去想劝，她们唇枪舌剑，一句咬着一句，我简直插不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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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了？招您惹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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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不得你那一身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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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我的，又没强迫您穿，碍您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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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大黑的，办丧事么？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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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着您还不容易？可您的丧气事再多也赖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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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什么丧气事？我不像你，都这么大了，嫁都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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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不出去碍您什么事？嫌我老在家住么？分房子时候有我的一份分数，我住这儿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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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嫌你在家里住了？你莫狗血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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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行了，我还不知道您的，自己糊里糊涂提前退休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哪还有点知识分子的味儿？整个地一个家庭妇女，闲了没事就找别人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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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我好心倒变成驴肝肺了！当年要不是为了把你弄回北京，我能愁成这么个老太婆模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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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我靠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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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嘛好嘛！你就自己一个人去过嘛！早晓得落这么个下场，我就不欢迎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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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不取决于你欢迎还是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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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就算我没生你这么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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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就偏生了我这么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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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她们母女之间旋转着身子，连连摆手哀求双方：“算了算了，莫说了莫说了……”却毫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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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门铃响。她们家安的是音乐门铃，奏的是《致爱丽丝》，居然要奏半分钟才停。在这半分钟里，八娘和涧表妹总算偃旗息鼓。我过去开的单元门，门外的人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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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老丁啊！”八娘迎到门前，满脸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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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伯，您来啦！”涧表妹也轻盈地迎到门前，满脸和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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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不速之客，显然母女两人都真诚地欢迎。叫他们三方几轮问答过去，我就明白，丁伯伯是给涧表妹介绍对象的，这介绍工作至少已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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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得正好！今天恰恰有你最爱吃的炒苦瓜！”八娘手忙脚乱地张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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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刚买了一坛子‘加饭’，我来给您烫酒！”涧表妹快活地旋转着身子，跳舞似的去取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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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借机告辞，说有事。三个人都坚持留我吃午饭，我说确实有朋友等着我去，要请我吃烤鸭，这才放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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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我回想着八娘涧表妹母女争吵的一幕。迎面来风，一些细沙打在我脸上，痒痒的。也许，人生必得如此。我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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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表妹结婚了。新郎就是那位丁伯伯介绍的。他们实行的旅行结婚，京沪线上有亲戚，所以前半段路线是泰山―曲阜―南京―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上海亲戚最多，因此下半段又以上海为“根据地”，“出击”杭州、黄山、九华山；最后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领略一下腾空而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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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表妹夫妇旅行结婚期间，我去曹叔八娘家，曹叔发胖了。他本来就人高马大。如今更魁梧惊人，八娘指着他对我说：“完了！你看嘛！他那个腰得了呀！小涧要给他裁条裤子，量了几遍尺寸，手里头拿着剪刀，就是不敢往料上下手呀！小涧跟我说：妈呀，爸爸的腰啷么这么粗哟！这么裁下去，横起竖起一样宽，眼睛望过去不习惯哟！我就跟她说：尺寸不骗人嘛，你就依到尺寸下剪刀嘛！……完了！要是还像当年那么发布票，我们一家人的布票凑起来供他一个人怕都还不够！呵呵呵呵……”八娘尽管背已微驼，头发麻白，一说话脸上的皱纹就随着话音抖动，但涧表妹的成家似乎使她的性格恢复了一些乐天与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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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叔因在部里提拔司局级干部的竞争中失利――表面原因是不够“年轻化”的条件，他已59岁；八娘则认定深刻的原因是“他上头没有人”――所以打算不久离休，这样他们老两口就都要过家居生活了。我便劝他们合作写书，我记得早在50年代初，他们就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植物保护的文章――那时候《人民日报》定期刊登一些专业性的文章――我父亲母亲当年是订阅，并精读《人民日报》的，曾很为他们骄傲，并剪下来夹存，多次用以激励我的上进。后来八娘更发表了许多养蜂方面的研究文章，记得有一篇也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整版，当中还有若干曲线图、数字表格什么的，那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中美之间尚无外交关系，但苏、美两国的农业科研机构都曾致函《人民日报》社，要求与八娘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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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这些“当年勇”，引出了曹叔和八娘的怀旧之情，他们便从书柜、壁橱里取出许多卷宗夹和书刊来，坐在沙发上翻检开了，卷宗夹里是许多已经发黄的剪报，他们当年所发表的专业性文章远不止我所记得的那两篇；许多大厚本的农业辞书，编写者名单中都有他们；而《中国养蜂》的合订本更全部都浸润着八娘的心血，她抚摸着那刊物对我说：“你信么？当年专职的编辑人员就我一个，从约稿、改稿、编稿、发稿、画版、跑厂以及寄发稿酬，都是我一个人干，刊物也一本一本地印出来了，现在的刊物呢，动不动二三十个人，唉唉，我们那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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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力鼓动他们“重打鼓，另开张”，曹叔深深地叹口气说：“我后来撂下科研搞行政工作去，荒废了啊！”八娘拍打着膝盖说：“完了！你以为写这种文章跟你写小说一样？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大量数据，没有最新资料，关在这单元房里啷么写得出来？……可惜啊，当年那些实验课题刚搞到一半，政治运动一来，不是停了就是误了，后来连实验棚也取消了，改成了种黄瓜、西红柿的暖棚，说是那才是直接造福于人民；还有好好的一个养蜂研究所，‘文革’里头说撤销就撤销，十多年以后又恢复，设备、蜂群还好恢复，资料呢？都失散了，莫说有经验的科研人员不好找，就是有经验的放蜂员也难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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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最后，曹叔八娘一起向我举出一个例子，他们一位好朋友，退休以后一直刻苦地著书立说，写的是一本关于螨虫的学术著作，送到出版社去，编辑看完连称“了不起”。但就是压着不出，因为在新华书店征订，征订数还不到100本，出版社实在赔不起，结果是请作者自己出3000元印，你想搞科研的人哪来的积蓄，何况又退了休，再加上脸皮嫩门路窄，破开脸求亲告友好不容易才凑足2000元，出版社都打算付排了，财务科核算后又让编辑来找他说，如果开印，他需补上的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要是他不补追加的1000元，那么，印出后就得由他自己销售300本，那作者一听立时血压就上去了，家里乱作一团，后来就决定再等一等，看出版社能不能发一笔财，使几本像他这样的学术著作得以正常开印，这么一等就是3年。有一天有人给那作者带来一本国外这方面新出版的书，那人也是多事！何必给他看呢――谁想到他一看，竟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堪，家里人注意不够，几天以后无端地一发火。顿时就脑溢血去世了！原来国外那本书展示的是当年国外某科学家在那一课题里的最新成果――而那成果在我们中国这位作者的书稿中早已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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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就不作此想了……”讲完他们朋友的这番遭遇，曹叔把摊放一茶几的书本收敛起来，向我宣布，“我离休回家以后，就练字吧，我喜欢书法……”八娘则若有所失地喃喃自语：“唉唉，小涧算是落实了，还有小沁、小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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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搬了家，搬得离曹叔八娘他们很远，加上我陷于名利场中，整天瞎忙活，所以很少去他们家了。涧表妹倒时不时到我家来打一头。后来她有了儿子，就带着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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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表妹到我们家后，说话里总少不了一个符号，比如：“这件衣服的色调晓强就觉得好”，“要依着晓强的脾气，他就不看这个节目”，“你写累了应该做一套就地保健操，不离开座位都行，就像晓强那样……”开始，我和爱人都抓不住这个符号，不免问她：“谁觉得好？”“谁？什么脾气？”“像谁一样？”……后来，我们听得耳朵里结茧子了，往往不等她话出口，就主动调侃她：“要是晓强在，他加不加辣椒呢？”“我这样做是不是比晓强笨呢？”“这事你是不是得请示了晓强才能决定呢？”……涧表妹听了总高兴地笑，笑得鼻子上起皱纹，看得出，从不仅爱她的丈夫晓强，而且简直是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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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强姓严。涧表妹和他的结晶――那宝贝儿子，取名叫严序，涧表妹郑重地解释说：“晓强翻遍了《辞海》，最后选定了这个‘序’字，光‘序’字不算什么，问题是把‘严’字和‘序’字并到一起，‘严序’既符合东方文化的伦理观念，又符合西方文化的理性观念，念起来又顺口，你们不觉得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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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多次敦促涧表妹把严序的爸爸带到我们家来，以便一睹风采。但她总说他忙：“忙得一天好像不是24小时，好像上床睡觉是购买高档奢侈品，连吃饭好像也是荒废光阴……”我们只好从小严序的形象上推想严晓强的面容风姿，不消说，我们想像中的他都有着一个精干聪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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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忙，总说得便去涧表妹他们那里瞧瞧，结果也总是说说而已。涧表妹详细地把她自己的小家庭对我们作了描绘，使我们知道是在东西一带的一条大胡同里，一个挺不错的四合院，几家人合住，严晓强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他哥哥住着两间西屋，那屋子几十年前日本人住过，所以有高出屋外地面的地板，有别致的板拉门；涧表妹和严晓强结婚以后，把两间屋子当中的门堵死了，他们小夫妇住一间，严晓强妈妈和严晓强哥哥住一间，各屋走各屋的门，但合用一间另搭出来的厨房，有时合着做饭，更多的时候是分开做分开吃；涧表妹和严晓强利用那住房原有的特点，布置成日本式的居室，进屋前先要脱鞋，屋里满铺草席，靠墙是极矮的沙发，基本上用若干软垫子搭靠而成，是涧表妹自己设计制作的；严晓强设计制作了一张既可以折叠又可以加长的矮桌，既是饭桌，也是茶几和书桌，他们自己已习惯于席地而坐，涧表妹制作了一大堆或圆或方的坐垫，客人来了，他们也就请客人在坐垫上坐，嫌太矮可以坐一叠坐垫；他们的睡具白天都放在壁橱里，晚上才取出来铺在草席上睡；这样，原来小小的房间白天的空间感就非常宽舒；他们的四壁点缀着几件得意的工艺品，窗帘是涧表妹照着国外杂志上的样式制作的，拖地式并有三种闭合法；严晓强又用冲击钻在屋梁上钻了几个孔，嵌入膨胀螺丝，吊了几盆绿叶植物，其中一盆绿萝与严序同岁，如今枝蔓已下垂了三尺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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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表妹还把一些其实本不必讲给我们听的情况也讲得很详细，严晓强的母亲，即她的婆婆，和他们处得很好――涧表妹言语之间，流露出一个比较，就是严晓强的母亲也是个退休的知识分子，但比八娘心胸开阔得多，从不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计较生事――但严晓强的那个哥哥，竟同弟弟有天渊之别，智力发展上有问题，上学上到小学三年级再升不上去，却迅速地长得五大三粗的，最后只好在街道做纸盒子的小厂就业；这么一个情况自然讨不上媳妇，看来只好一辈子同母亲同住，母亲要是没有了，真不知他一个人如何生活下去；严晓强的这哥哥平日倒不碍他们的事，但有一回严晓强出差多日未回，严晓强的哥哥突然跑到涧表妹他们住的这边来，手里举着两张纸头，满脸憨笑，一迭声地对涧表妹说：“我请你看电影去！请你看电影去！”搞得涧表妹手足无措，倒是小严序冲上前去，仰着头轰他说：“去去去！我妈不跟你看电影！我妈就跟我看电影！”后来严晓强妈妈为这事直跟涧表妹道“对不起”，涧表妹的结论是，婆婆尽管通情达理，大伯子这么个情况终归让人受不了，因此，早晚还是得搬出去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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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不仅是涧表妹的骄傲，也是曹叔和八娘的骄傲，有一个国庆节，我匆匆忙忙去曹叔和八娘那里打一头，因为还要赶一个活动，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告辞。半小时里曹叔简直没问到关于我和我一家的情况，尽管我们几乎半年多没有见面，我一句随口而出的“小涧和晓强他们怎么没来”，就引出了他一连串对严晓强的夸赞，我笑谈着：“真是宝贝女婿呀！”八娘一旁尖声说：“完了！你以为你曹叔把晓强当成女婿呀！你总女婿女婿的他怕还不顺耳哩！他是把晓强当成亲儿子待哩！小涧倒仿佛是个媳妇儿了！”我看八娘那一脸丰富的表情，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送我下电梯的时候，八娘当着若干等电梯的熟人和生人，甩着嗓门向我建议：“你们文学界现在不是时兴那个报告文学么？我们晓强其实就很典型哩！你啷个不采访采访他嘛！你就写写他嘛！”曹叔也附和着：“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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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的确是自学成才。他比涧表妹大两岁，“文革”中他到吉林农村插队8年，回城以后分配在司法部所属的一个部门的食堂当炊事员，学会了白案和红案上的一般手艺，后来他又拜那个部门的一位老木工师傅为师，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再后来他自学大学文科课程，一门门通过了成人教育的单科考试，获取了有关部门承认的大学本科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里一位副部长发现了他，便把他调到身边试做秘书，他不仅反应敏捷，善应对，有文才，而且在陪伴副部长出差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解决某些缠夹不清的扯皮事的能力，而且以其知识面的广博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感，使副部长在处理公务之余，还能从他那里得到意外的启发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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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见到严晓强了。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先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严晓强，问我接待不接待，我问他在哪儿给我打电话？他说就在楼下的公用电话那儿，我笑着说：“胡闹，都到我们楼下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来？”他乐呵呵地回答说：“知道您是大忙人，一般不接待事先没约定好的客人；我这样已经怪难为情了，有点强加于您。”我说：“快上来吧！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早盼着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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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站到我们面前时，我觉得除了个头矮些，其他方面都与平日的想像相合。一张未脱净稚气的圆脸庞上，两道浓眉在印堂上交相，两只亮闪闪的眼睛聪慧外露，厚厚的血色充沛的嘴唇，咧开一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他肩宽背厚，很敦实，但身材又显得很紧凑，一举手一投足显得很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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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涧怎么不一块儿来？”我爱人一边给他倒茶一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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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她还不知道我到这儿来了哩……”严晓强落座以后，乐呵呵地说。“早该来拜望表哥表嫂，实在是顾不上――我们这一辈儿的让‘文革’耽误了青春，所以把一天掰成好几天地玩命儿找补；我的大概情况你们早都知道了，这两天又有新的进展――我调到中国法制报社了，社里面决定除了出报以外，还办一份《法制文学》的刊物，我跟几个哥儿们应了这个活儿，立马制订了一揽子计划，这不，今天下午刚领了‘记者’证，我就按计划跑表哥这儿约稿来了――所以我今天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同事们都说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表哥啊，你无论如何得让我得着月啊，即使得不着玉盘似的满月，得个镰刀似的月牙儿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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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不给那副部长当秘书了呢？”我问他，“那才是近水楼台呀，那个月亮才大才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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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严晓强坦率地说，“那并不符合我的根本意愿，那只不过是一道光明正大的阶梯罢了――我从一回城那时候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当记者、当编辑哩！”他把崭新的“记者证”递给我看。我递还给他以后，他又主动递给我爱人看，并且郑重声明：“涧还没看到哩！你们比她先睹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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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兴地说：“我们是先睹为快啊！不过，你不忙约稿行不行？我们先随便聊聊嘛，早听小涧和曹叔八娘说过你，你人不大，见闻挺广，知识面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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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便同我海聊起来。我爱人端来的一大盘葵瓜子，被我们边聊边嗑，嗑得盘子里精光，沙发下面一地的葵瓜子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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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讲到他随副部长出差的种种见闻经历：“……原来光知道那些显露在街面上的大饭店大宾馆，跟着跑了几圈，才知道还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而实际上更高级的地方；有的市民在那城市住了几十年，别说没进过那种地方，甚至听也没听说过，也不大可能从电影电视照片图画上看到那景象，因为完全保密，离内部很远的入口处，甚至入口处外面，就有人站岗守卫……也别把那里头想像得金碧辉煌，豪华不堪，特别是现在对外开放了，那些中外合资的大饭店才是真正地豪华和绝对地现代化，我说的那种地方却另有特点，比如，空间感特别强烈，空荡荡的前厅，大得没有道理的卫生间，老式的笨重得不得了的沙发椅，还有大肚皮痰盂；建筑风格也许是西方古典式的，科林斯式立柱，哥特式窗框，或者还有洛可可式装饰的壁炉，但里头现在几乎绝对不悬挂油画、不放置西洋式裸雕，而挂着国画或书法条幅，摆放着景泰蓝或雕漆工艺美术品……说实在的，住在那里头也未必多么舒服，冷冷清清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说到下面的吃喝风，那是很难刹住的，我们那副部长确实不喜欢下面搞宴请，且不说按规定不该搞那种宴请，就是规定允许，我们那副部长也是个最厌烦饭桌上应酬的人，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得不含糊一点，将就一点，入乡随俗，否则，那就不好办！有一回我们到一个县里去，副部长拉下脸，说无论如何不出席晚上的宴请，因为他听说为准备那顿宴席特意从离县城几十里地的水库里调运了一车活鱼来；我起头也跟副部长一个心劲，颇有点同仇敌忾的气派，宁愿啃两个馒头喝几杯粗茶了事，可是你猜怎么着？我出去转悠了一圈，就没主意了，因为我看见那摆宴席的食堂外面，淤集着不少人。一打听，许多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有的手里还拿着空饭盒，他们都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公费报销吃上一餐活鱼，还打算用饭盒带一点回去，给家里人尝鲜。一位瘦长脸的会计对我说：‘你们罢宴，固然保持了你们的廉洁，可我们这么多人，就都吃不上活鱼了――而这些活鱼，也不可能再扔回水库里去；会怎么样呢？你们一走，一半的鱼，就会被五六个头头脑脑分别以处理价分掉，还会用公车给他们一家家送到冰箱边上；另一半哩，倒可能成为明天食堂里的甲菜，我们都得用一大把菜票才能尝到一盘；结果是，你们廉洁，头头脑脑也没犯什么错误，而我们却不能沾光吃上公费报销鱼！’我转悠回去把这个情况跟副部长讲了，我劝他勉为其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去赴这个宴，竟把他说动了。结果，我们去了那餐厅，皆大欢喜；我暗中算了一算，一共五桌，竟有四十八个人陪我们两个人吃鱼；但吃完以后回到住处，我对副部长说：‘您细想想，如果只有一桌，八个人陪咱们，那么，那四桌四十个人不就没份儿了吗？那咱们十个人不就更特殊了吗？这么着，倒还无形中增加了四十个工作人员的福利！’副部长不以为然，可我至今还在这么想：下面的干部靠薪水也确实难得打牙祭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宴请等于是一种福利，你要取消已经惯享的福利，那是很难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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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从他们部里聊到家常方面，严晓强坦然而自信地说：“其实，好多家庭里的纠纷，完全不必从什么世界观角度思想修养角度道德角度去分析，那样越分析会越糟糕……比如涧和她妈妈，这些年来总不和谐，我一开头也总试图用‘代沟’之类的理论模式去套。后来，我想透了，生活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因素，我们以往很少考虑甚至全然忽略。例如，心理因素，心理问题常常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无关；还有生理因素，有时候人的多疑、超敏感、烦躁、失态、语言混乱，完全不是或主要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是非混淆、爱憎颠倒，而是因为生理上的某种问题，比如内分泌的不均衡，循环系统的不顺畅，传导系统的暂时阻隔和紊乱，等等；所以我最近就常开导涧，不要把妈妈的埋怨、责备以及烦躁、不满都看成是什么深刻的东西，其实那很简单，就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病态，因此遇到这类情况应当完全不存芥蒂，只有充满爱怜地关心维护她的健康；涧正在慢慢适应我提供的这样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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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的侃侃而谈把本来忙着别的事的表嫂也吸引过来了，他见我们夫妇都兴致勃勃，聊得更无顾忌：“……其实，当然啦，涧有若干明摆着的缺点和弱点，可我同她头一回见面，就感受到她有时候显得外刚内柔，有时候又显得外柔内刚，她身上埋藏着很大的潜力，我说的潜力就是创造力，我喜欢这种创造力！她热爱服装设计，有着一个当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别人可能觉得她是想入非非，或者认为通向那一理想的道路几乎是开辟不出来的。我却以为无论她能不能实现这一理想，她为之奋斗的一系列行为本身就是美的；当然，她现在还很不成熟，比如，我就认为她现在过分追求一眼望上去的强刺激，这显然不是服装设计上的高级趣味；我给她提出来了，她气得要命，顿着脚跟我争辩，咦，我又很喜欢她那股子为自己抗辩的劲头，我预言，凭这股子劲头，她又很可能不按常规常理，而是从斜刺里杀出来，获得一种超出一般高级趣味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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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时间已经很晚，担心他赶不上末班车，我们真想留他再多聊一阵。外面还在下雨，我送他下楼去，他带着伞，撑开了伞，同我告别。路灯下，雨丝衬托中，他一脸的朝气，笑着叮嘱我说：“别忘了正事儿――给我们创刊号一篇法制小说！”我有点恋恋不舍，似乎纯粹是没话找话地问：“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在陶然亭里头。临时租借了公园里的几间屋子。报社大楼快盖得了，盖得了我们就都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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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多优美的地方！其实就一直在那里面上班才好哩！”我随口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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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笑，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高声说：“以后要常来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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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常来的！”他没有回头，只送过清脆的许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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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他举伞的背影，直到消失在灯光不及的雨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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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是北京西南城的一个有名的公园。我父亲生前最喜欢陶然亭，他说北京城内公园中唯有陶然亭有一种难得的野趣，再加上陶然亭里有世纪初传奇人物赛金花的墓地，还有什么鹦鹉冢、玉猫坟之类引入遐思的小讲究；50年代初从东四十字口拆下的大牌楼，也迁置在陶然亭中，我家50年代一直住在东西牌楼附近。因此，到陶然亭公园的大牌楼下坐一坐转一转，也是我怀旧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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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父亲有一回同我游陶然亭，在湖边垂柳下，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好一个所在！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这里，也该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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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人死在了陶然亭。死得很惨。不是别人，就是严晓强。

183

就在他打着伞同我告别以后的第三天，是一个静谧的傍晚，公园里没多少游客，他们中国法制报社借用的那一角外面简直就没有人影；严晓强因为工作太积极了，忙来忙去忙到下班很久，别人都走净了，这才离开那排屋子往院子外面走。其实也无所谓院子，因为并没有正儿八经的院门，就是两道墙当中留出了一个出入的豁口。他从那豁口走出去，万万没有想到，一辆载重卡车飞驰过来，当即把他撞倒，卡车紧急刹车后冲出了十多米去才停住，司机和搬运工下来一看，滚在路边的人已经血里呼啦，顿时吓傻了。当然，他们也就立即把受害者抬上车去，送往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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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公园里是不该有汽车行驶的，但偏那时陶然亭的某一角正在施工，因而有准予通行的汽车进出；按规定汽车在公园内行驶时速不允许超过十公里，拐弯处更不允许超过五公里，但那天那位司机觉得眼前的路径上旷无一人，又急着去吃晚餐，就没按规定掌握时速而开了快车；偏巧严晓强在那个时候从那个墙缺里走出来。倘若那卡车速度慢一些，或速度虽快而出发得早一些；又倘若严晓强步子迈得慢一些，卡车飞驰而过时尚未及迈出墙缺，或严晓强步迈得快一些，早一点迈出墙缺，卡车驶来时司机已能看见他的身影，也许就都只是一场虚惊，而不至于酿成这样的惨祸。但两个运动着的物体竟偏偏在那墙缺处汇合相撞，一个是高速的钢铁巨物，一个是毫无防范的小小肉身，焉能不呈惨象？令人思之更为心酸的是，车祸发生的周围环境并非车水马龙或人流滚滚，倒是湖水漾漾、杨柳依依，墙边的黄刺梅开得正灿烂，岸边花圃中的江西腊朵朵绽得浑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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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是被撞破了脑袋，脑浆已然外溢，医务人员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但几位医生和护士后来都啧啧感叹――严晓强的机体原属最健康、生命力最旺盛、抵抗力最顽强的那一类，他的脑袋已经撞破，脑浆和溢血已经搅成一团，然而他的心脏却久久地、久久地令人不忍目睹其心电图催人泪下地跳动着、收缩着、痉挛着、挣扎着、喘息着、悸动着、微颤着……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声音在呼喊：“不！不要！不死！不能死！不愿死！不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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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从严晓强的衣兜里翻出了鲜血浸染的“记者证”，这才同中国法制报社联系，报社的人赶来以后，惊诧莫名，来的几个人谁都不愿扮演通知涧表妹的角色，最后还是由肇事者单位赶来的负责人去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见到涧表妹自然只说出车祸了、正抢救中，让她不要惊慌；据说涧表妹随车跟他们来医院的路上镇定得令他们惊奇。事后涧表妹告诉我，当时她的心情是坚信严晓强能够活着，大不了留下点残疾，而一个有残疾的严晓强对她来说依然是可敬可爱的，所以她并不怎么慌张――然而当涧表妹到达医院时，严晓强已经全身盖上了白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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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所在场人感到奇怪的是，涧表妹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掩面啜泣，甚至看不到她的眼泪，她就那么往走廊里长椅上一坐，坐得直挺挺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脸的冷笑。不管围着她的人说什么、劝什么，她都管自坐定那里冷冷地笑着，一直冷笑到那一夜过去，天光透进医院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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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之死是对曹叔八娘一家最沉重的打击。亲友们背地后窃窃私议：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家怎么一连三次车祸死人？而且车祸的细节一次比一次离奇。我也独自冥思了很久。那冥思是痛苦而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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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曹叔家安慰他们。八娘垮了，她已全然失去往昔的风采，呈现于我眼前的不是悲戚而是暴躁，她见我进了屋后便扭头扬声高喊：“小表哥看你来了，你出来呀！”从那边屋里走出了涧表妹，头发乱蓬蓬的，脸浮肿着，见到她我只是微微点了个头，也没什么话；八娘瞪了她一眼，竟当着我大声责备她说：“你也说句话呀！要么你就哭！丢人啊！你、你、你……你男人死了你都不晓得哭哇！”曹叔过来把八娘劝到一边，又对涧表妹说：“小表哥不是外人，你现在不想说什么就再一个人靠靠去，过一会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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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叔又把八娘劝进另一间屋去休息。我瞥见了肩并肩靠坐在一起的第三间屋里的沁表妹和涓表妹，可怜她们必须得分担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中的灾厄所引出的纷乱与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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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叔坐在门厅的沙发中，默默地对望着。曹叔一头理得很圆整的短发已然全白，他虽发胖但皮肤还颇紧凑，脸上的皱纹不算太多，但眼睛里有了更多的难以捉摸的藏敛着的因素，两边嘴角微微向下弯；我一向认为曹叔是条硬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打击，特别是这一回可谓登峰造极的离奇灾难，我望过去，觉得曹叔依然没有被压垮压瘪。当然，天知道他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问号：为什么一连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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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本能地问：“严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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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奶奶那儿。他奶奶比我们受到的打击更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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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要好好保重，要让严序好好地长大……”我知道自己的话语是无力、无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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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涧一直没哭出来，你八娘理解不了；我开头担心小涧精神上承受不住，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她自从在河南当工人以后性格就很特别。她的特别，就她个人而言，是自然的，因而我们应当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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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为曹叔还能如此理性而感到宽慰。我也确实同意他的分析。并且我想到了那晚上严晓强给我讲的一番话，我认为八娘现在的暴躁以及对涧表妹的嫌怨，其实基本上都是冠心病转重的生理性反应。我对曹叔说：“逝者已去，追不可还。我们活着的人要互相扶持，自我保重。八娘是你们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沁和小涓最近要特别多照顾她一点，她24小时身边都不要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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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叔点着下巴，眼里蓦地涌出泪水，他望着窗外，肯定地说：“你说得对。别看我们这个家，她最弱，这个家没有我行，没有她还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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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叔离休以后，每天用大部分时间练书法；八娘冠心病时时发作，几次送进医院抢救；他们的大女儿在守寡三年以后又已结婚，二女儿和三女儿也都相继结婚了，三个女儿生的都是儿子，这也很怪，曹叔和他的兄弟共有六个女儿，六个女儿生下的第三代都是儿子。倘若他们的父亲曹爷爷仍在世上，不知该作何感想？关于曹叔和八娘一家遭遇到三次车祸的事，因为时间相继变得久远，亲友们的窃窃私议也逐年减少着，近年来大多数亲友简直已经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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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很少同曹叔八娘一家见面，见面时更绝少提及往事。但交谈之间，有一回八娘偶尔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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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四娘临死那天，是为了上街买什么吗？为了买一副鞋带，一副只值一毛钱的，其实可买可不买，尤其不必在那天那个时候去买的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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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愣，但没顺着她的话茬往下说，我岔开去，跟她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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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涧表妹忽然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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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去河南，我们那个县外头我们那个厂所在的镇子里，去办最后一道手续，我站在办公桌这一头，忽然，觉得脚脖子痒痒的，什么东西在蹭我，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猫，再仔细一看，是我们全家在‘干校’的时候，从小养大的那只黄狸猫，我吃了一惊，我就顺口对给我办手续的人说：‘怎么搞的？我们家的猫。你们养了吗？’他低头一看，惊讶地说：‘我们这儿怎么会养猫呢？’他就一阵跺脚，一阵吆喝，把那猫轰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我忽然想起这回事，总在后悔，当时我为什么就没弯下身子去，抱起那猫，亲热亲热？就是光弯下身子，去摸一摸它也好，我出了办公室以后，就匆匆忙忙地去赶长途汽车，我都没想起来张望一下，也许那猫还在院子里，街角上，望着我，等着我……我就那么走了，把它忘了！这几天才猛然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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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惊奇于涧表妹能有这样的心境，但我也没顺着她的话题跟她往下聊，不一会儿她也就跟我聊上服装设计方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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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叔，有一回边喝黄酒边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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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看上去好英俊，好个小伙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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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话茬，但立即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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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晓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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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严晓强是被撞烂了脑袋，再好的整容师也难使其恢复英俊的。曹叔眼里的红丝像在微颤。我立即跟他讲开了我去厦门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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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年春节期间我去给曹叔八娘拜年，见曹叔家满墙挂着他的书法作品，鉴赏之余，我就顺口求他给我写几个斗方，都写“福”字，我好回去张贴在家中各个屋门上，他很高兴。但因为没有现成的红纸，就约定写好后通知我去取；谁知给他们拜年回来没几天，就在楼下邮箱中发现一只牛皮纸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是曹叔写好的几幅“福”字斗方，每个“福”字都颇有神采，可以想见，他一定写了几倍以上的斗方，是挑了又挑，把自认最成功的及时寄给了我。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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