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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中短篇小说

关于教授

属类：- -[作者: 叶兆言] -[阅读: 806] 添加到会员文库收藏夹

《字+字- 页+页- 原文对照文本字+字- 页+页-

第一章

我初次见到苏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我终于离开远在郊外的小工厂，踏进盼望已久的大学门槛，对用功读书有着无限的热情。我向往着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物，在学问的蓝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为。记得是在一场雨后，秋老虎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天高气爽，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旧作，在学校宿舍区向人打听苏教授家的确切位置。尽管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宿舍区的脏乱，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小字条，可是挂在大楼上的红底白字搪瓷标牌，都让小孩用弹弓给射坏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典型场景，原来的蓝底白字的标牌，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在运动初期都换了象征革命的粉红底色。看上去仿佛是有计划的破坏，因为所有的射击，都是以让人认不出标牌上的编号为目的。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这个庞大的宿舍区，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痕迹，用暗红色油漆写的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而且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宿舍区，竟然也像大杂院一样，被称做某某“向阳院”。我找到了居委会，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并不知道谁是苏抑卮教授，在这一大片房子里，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毛。

我手上的小纸条，表明苏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觉得在居委会里说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十字路口，指指东面，然后又掉过头来指指西面，告诉我这两幢楼的位置，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方向我恰恰已经都去过了，于是，我又一次陷于摸不着头脑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乱的宿舍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八年以后，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这个宿舍区的居民，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有过我初次拜访苏教授时问路的尴尬。从两层一幢的小洋楼，到正在修建的七层楼，从只有一个单元门一个公用厕所的仓库式建筑，到有五个单元的新式大楼，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大学里的房子永远不够住，据说自从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以后，或者说从1927年蒋介石来到南京这城市以后，这个宿舍区就没停止过盖房子，但是从来都是小动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结果不同的年代里，就盖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

最后带我找到苏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应该是穿了一身黑的丝绸衣服，上身是民族风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条飘逸的喇叭裤，一双黑颜色的高跟皮鞋。她涂着鲜红的唇膏，描着极细的黑眉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进口香水的味道。时至今日，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为这毕竟是在陈旧的1978年，这样的打扮不仅可疑，而且完全对不上号。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苏教授住的那幢楼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指了指四楼关着的窗户，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候，夕阳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楼，拖着长长的阴影，让人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

黑衣姑娘消失在楼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道往上走，满脑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这一年我21岁，脸上仍然不断地长青春痘。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好像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我毕竟是在一个保守压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伙子，由于和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事实上我都没仔细地看过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没看清那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匆匆扫了她一下，然后胆战心惊地跟在她后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是用想象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她应该怎么样。每当我想起和苏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会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衣姑娘。时隔差不多20年，关于黑衣姑娘的记忆，已经带很大的想象，甚至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总是把她和现在街面上最时髦的姑娘混同起来，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楼陈旧不堪，黑黑长长的楼道里，堆满了弃之可惜留着无用的杂物。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听得见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种干咳，是那种没有痰可咳可不咳的习惯性声响。二楼的一家门敞着，收音机里正用记录速度播放着天气预报，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播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终于到达了四楼，在苏教授家的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找到了门铃按钮，轻轻地揿着。

就像人有意无意总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我对对苏教授的初次拜访，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和苏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许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因为最初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拜访，我不过是奉父亲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书给苏教授。这完全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苏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过短暂的交往，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以后，父亲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诉父亲，说我将要去读的那个大学，有一位叫苏抑卮的教授很有学问。祖父并没有让我前去拜师的意思，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功底实在太浅，根本就不配给苏教授当学生。祖父当时只是随口向父亲提到了苏抑卮这个人。

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他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千万不要子承父业，再去当什么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厂的工人，也许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过得很坎坷，他对我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为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工人阶级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多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报纸上，都是很认真地这么说。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亲总觉得我不想继续当工人的念头，十分幼稚十分错误，而且隐隐地潜藏着几分危险。他觉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学的欲望，有些过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觉得我完全没理由，也没必要把上大学那么当回事。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大学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伯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三个堂哥也没上大学，按照这种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学，一样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厂，离家很遥远，每天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区，到了郊区，还要沿一段土路骑十分钟车。在下雨天，为了不迟到，我不仅要提早出门，而且不得不在泥泞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前进。我的工作是操作牛头刨床，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金属加工，程序十分简单。进厂以后，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妇女当了我的师傅，她教我怎么操作，过了一个月，我便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学徒的第一年里，因为是和师傅共同操作一台刨床，显得很清闲，我们轮流工作，闲着的那个人，可以躲在一旁看书，或是打毛线。车间里就只有一台刨床，原来已经有了两位师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现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虑再添一台刨床。

一年以后，新的一台刨床买回来了。除了新一点，这台刨床在外形和性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区别。新刨床安装好了以后，我的师傅和我开玩笑，说这台新机器就是我的嫁妆。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回答的，只是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么女孩子，要什么嫁妆。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为我所干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步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夹紧加工部件，按动操作按钮，加工开始加工完毕，然后继续重复。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包办婚姻的沼泽，这台新刨床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个小媳妇。我对这台金属的机器毫无感情。

在我成为小说家以后，我写的小说，很少反映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并不多。如果硬要我说老实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喜欢当工人。我没办法讴歌工厂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工人和我一样，并不热爱他们所干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工人和我一样，既不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觉得当了工人就一定伟大。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能像名牌的商标一样，一针见血地说明工人的伟大。事实上，在我做工人的那个年代里，工人与其说伟大，还不如说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下乡的知青相比，和农村的农民相比。

不能不承认工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单调的。在机器轰鸣的八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这台牛头刨床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种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结束，我不得不站在刨床旁边，不停地换上换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则意味着一旦加工开始，我可以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刨床一旦开动，我便被机器拴死了，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越是那种看上去技术不很强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师傅就是因为干活时偷偷地打毛线，导致了刨床的牛头和加工部件相撞，结果她那部刨床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远干不完，想偷懒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机器，谁的机器停下来，都会引人注意。车间里，人和人之间交往，也就是吃饭那短暂的一会儿，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在工厂的四年，我几乎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我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内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我继续保持着在中学时的传统，坚决不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交谈。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敌，从来不进行对话。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讪的小伙子，都将受到蔑视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动和男孩说话，那必是轻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总是情不自禁地注视一位操作磨床的青年女工。我承认自己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这是一个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终带有一种神秘感。磨床和刨床一样，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磨床所产生的金属灰尘，要比刨床大得多。我们的机床紧紧挨着，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们时不时地眉来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同时觉得自己的举动，也都在她的监视之下。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余地做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显然已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的目光。在中学时，我曾用同样的目光，留意过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龄的小伙子，在青少年时期，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恋爱经历可以回忆。我们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爱情问题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爱”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意味着不学好，意味着下流的色情。所有的爱情歌曲，在当时都是黄色歌曲。我们早年的爱情生活，说白了，也就是脉脉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车间里，老工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荤笑话，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都愿意和我师傅调笑，而她似乎也很乐意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有传闻说师傅的丈夫是阳痿，男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得出了一致结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师傅既然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正当的性爱，很自然地便会寻找另一种途径发泄。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师傅还有所忌惮。她总是假装生气地将男人不怀好意的手打开，把那些围着她转的男人轰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却了我的存在，口无遮拦地说起粗话，张口男人的家伙，闭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欢开那种粗俗的玩笑，喜欢别人和她动手动脚，喜欢被人吃豆腐。她喜欢那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于车间女王的待遇，在短暂的交接班期间，在吃饭期间，在偶尔的停电休息的时候，她成了男人们注意的中心。一阵阵插科打诨，一阵阵欢声笑语，所有的名词和动词都有了新的意义。

渐渐地，这种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头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脸红，十分露骨地和师傅调笑，说她想吃童子鸡。师傅越是想保护我，他们就越起劲，叫喊得越凶。师傅很愤怒，说:“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再不像话，别怪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他们就说:“你什么不好听的话，我们没听过？”

师傅说:“我徒弟就跟我儿子一样。”

他们便话里有话地说:“像儿子和是儿子，究竟不一样！”

类似的玩笑永远没个够。一旦从机器的桎梏中逃离出来，大家没别的乐趣可找，于是就靠打情骂俏调节情绪。说荤话和荤段子，是车间里调剂身心健康的工间操，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润滑剂，有伤风雅无伤风化。师傅最看不惯那些假装正经的女人，她的脾气是有什么话，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告诉你，越是不声不响的女人，骨子里越骚，”师傅显然注意到我对离我们不远处那位磨工的目光，十分善意地提醒我,“我是过来人，女人不吭声，这是砂锅里煨肉，闷‘骚’，你要是谈对象，可千万不要找这样的货色。”

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师傅的英明判断。十年以后，我已经离开工厂，正读着研究生，有一次，遇见当年车间里的同事，听他谈起这位一度让我丢魂失魄的青年女磨工，这位已经当了车间主任的同事，十分惊讶我对她的风流韵事，竟然一无所知。他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名单，其中有好几个男人我都熟悉。他告诉我当年那位神秘的、常常一声不响的女磨工，对于婚外的爱情，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不无感叹地说:“她可是来者不拒，真枪真刀，不像我们厂的那些老女人，光是在嘴上耍流氓。”

出来开门的是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从打开的门缝里，我首先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满脸不耐烦的老太太的面孔。音乐门铃在我松手之后好半天，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由于电池不足，那拖长的声音非常古怪。最初的见面，显而易见地让人感到不愉快。李老太太紧绷着脸，不友好地冷眼看着我，我的解释和说明，对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要是我能知道苏教授老夫妇正在赌气，我身上所有的局促不安也许会荡然无存。经过后来连续十年的弟子生涯，习惯成自然，我已经完全熟悉了李老太太的坏脾气，但是第一次会面，我的确让她弄得非常狼狈。她的神情是根本就不想理睬，当我问起苏教授是不是住在这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我几乎是从李老太太肥胖的身躯旁边硬挤进去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明摆着我的手肘碰到了她的什么地方，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听见她充满怨气地哼了一声。我回过头，想说声对不起，然而她虎着的脸却让我又把话赶快咽了回去。苏教授的小书房正对着大门，里面灰暗而且黯淡。事实上，在一开始，我就从打开的门缝里，看见苏教授端坐在书房里。听见我的声音，苏教授随手拧开了台灯，嘴里大声招呼着，站了起来。台灯将苏教授细细长长的身影，像打幻灯似的投在迎面的墙壁上。墙壁上的教授像一头巨熊，摇摇晃晃地走出书房。

苏教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一种很瘦的高。在我的记忆中，上了年纪又有学问的老人，十有八九都是矮个子。我的祖父就很矮，他的很多充满智慧的老朋友也很矮。我不由得想起南京一家十分有名的中医院，那里面的权威老中医，都是矮得像日本人。苏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看上去并没怎么老态龙钟。他的打扮很有些滑稽，穿着一件睡衣似的宽大绒线衫，上面绣着虎皮一样的紫色花纹。天气并不太冷，他已经披上了一条长得有些过分的大围巾，脚上是白色的棉袜，搭配了一双红颜色的塑料拖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协调，我发现自己好像正面对着一位电影或话剧舞台上的人物。

我向苏教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硬着头皮自我介绍，然后将祖父的书递给了苏教授。苏教授接过书，带着我往书房里走。在我们走进书房时，三只猫从里面轰的一下窜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养猫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养三只，而且那三只猫都是成年猫，一只比一只巨大，两只偏黑，一只发黄，肉乎乎的，在房间里匆匆跑过，像出了什么大事一样。苏教授若无其事地拿起老花眼镜戴上，伏在台灯下，匆匆地翻了翻我祖父的那本书，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噢，这书当年我曾看过。”

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苏教授对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我又不知道应该找些什么话出来敷衍。也许是我扛着招牌的自我介绍，让苏教授感到有些不快，他的脸上阴沉沉的，让你明显地觉得他有什么不高兴。多少年来，不管我自己是否乐意，别人介绍我时，总喜欢添上注解，说明我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这种介绍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且也让我感到别扭，感到不自在。我变得十分敏感，总觉得这种介绍中，隐隐地包含了指责我的不学无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时扮演名人后代的角色，就要吃力得多。

苏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过事，有一度曾经看着我父亲成长，因此，我一旦踏进苏教授所在的这所大学门槛，父亲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完全可以向苏教授请教。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颇有些像想学戏，就去拜梅兰芳为师，想踢足球，就去当贝利或马拉多纳的徒弟，完全是自说自话，完全是想当然。老实说，隔行如隔山，苏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学问，父亲也不清楚。多年来，父亲仗着和苏教授原来就认识，又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接触，而苏教授又因为祖父的关系，对他一向很客气，因此父亲只是凭直觉，认定我去麻烦麻烦苏教授，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冒昧。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对苏教授说，今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向他请教。苏教授没有接我的茬，我们的谈话简直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然尚未形成，苏教授自然也无话可说。时隔很多年，重新回忆往事，我想自己当时一定有许多年少气盛的地方。我毕竟刚刚跨进大学的门槛，在苏教授这样的大师面前，无论我怎么故作谦虚，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毫无疑问，我当时显然踌躇满志，一头一脸大有作为的模样。为了摆脱冷场，我开始夸夸其谈，描绘自己今后的打算。书房里就只有一个沙发，苏教授客气地让我坐沙发，结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写字桌前的硬板凳上。

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纯属礼节性的。我意识到他对我空洞的宏伟蓝图没有任何兴趣。我和我的书呆子父亲一样，对苏教授根本没什么了解，不过是泛泛地知道他很有学问。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门槛的年轻学子，我对什么叫学问，还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资格。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的关系会如此密切。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碰撞，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火花，我们似乎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初次见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苏教授回忆起和我祖父有过的短暂交往，说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然后就把话题扯开了。事实上，那天苏教授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自己可能已经感冒了，说着说着，就接二连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钟内，他令人难以相信地连吃了三次药，每吃一种药，都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药的名称和用途。多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药，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的两难处境，说到后来，像玩杂技一样地向我高举起了他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在半空中摇着晃着，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感到的不安，便是火气不足。

苏教授说:“你知道人什么地方最怕冷，对了，是脚底心。”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读书不仅认真，而且勤奋。在车间里，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埋头干活，但是由于我常常利用吃饭和停电的空隙看书，人们便觉得我不安心于当工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十分做作。其实我当时的读书完全是盲目的，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是一个羞涩的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小伙子，读书只是我排遣无聊的一种方法。记得那时候什么书都看，除了八小时上班，我的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各种不同的书籍上面。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处于一种永远也不会感到书籍匮乏的状态。由于我们家原来的住房，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我不得不住在一间压缩了的书房里面。我的周围放着密密麻麻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多余的书就堆在地上。事实上，小小的书房里，除了我的那张小钢丝床，其他地方都是书。

从高中开始，我的人生经验，差不多都来自书本。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常常要下乡体验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书呆子气。胡乱看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开始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我知道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知道了海明威、萨特、加缪、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一种叫做黄皮书的内部出版物，无意中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对这些书之所以会入迷，就是因为它们是非法读物。这些书是以“仅供批判”的名目，由国家级的正式出版社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它们是毒草，然而正因为是毒草，像鸦片一样诱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说，我对诗歌也有些发痴，既看古典的唐诗宋词，也看外国人写的现代诗。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外国诗人的名字，什么洛尔迦、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巴尔蒙托，我对那些疙里疙瘩翻译过来的句子，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总是很矫情地默默背诵着勃柳索夫的《致青年诗人》：

脸色苍白目光如烧的青年!

我现在给你三个约言。

请接受第一：别过现在的生活，

只有未来――才是诗人的领域。

记住第二条：谁也别同情，

自己无限地爱自己。

牢守第三条：崇拜艺术，

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没有目的……

我的兴趣不停地变换着，捞到什么就看什么，越是禁书越想看，越想弄明白为什么不让看。阅读不仅让我不再感到孤独，而且还让我处于自以为是的感觉良好之中。我年纪轻，火气旺，精力过盛，阅读量与日俱增。能读的书实在太多，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书可以读。我与当时十分封闭和压抑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老气横秋是免不了的，同时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觉得自己已经懂了许多事，然而还有许多事仍然一窍不通。我开始很猥琐地偷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是父亲准备下放去农村时买的，后来下放没有成为事实，这书也就被他忘却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性知识，于是就恰到好处地把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当做了解女人的入门教科书。

仅仅是阅读小说上的爱情章节，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色情描写段落，开始让我感到不安。我在这本印数极大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寻找着自从童年时，就困扰我的男女差别的答案。我总是很快地就找到“产科和妇科疾病”这一章。通过这一章，我不仅纸上谈兵地了解了女性内外生殖器的解剖学，而且还无师自通地顺带学习了有关接生小孩的知识。我像研究军事地图一样地琢磨着手册上的插图，对照着带有阿拉伯数字的注解。我忘不了当时的惊奇，在接触这本手册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开裆裤的小女孩和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感到很不高兴，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

我的秘密活动让我感到自卑。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总是有一种犯罪的恐慌。我知道自己这是不学好，是下流，是心中的魔鬼在作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恍惚，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沉浸在个人的小秘密中，无论是邓小平出山后的整顿，还是后来针对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胡乱翻书，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为了督促自己，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去夜校上课。我当时还未满18岁，是一个失学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向往着重新去做一个好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到学习有什么好，可是一旦走上社会，才知道做学生是多么幸福。

在我当工人的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费的。那个年代，绝对不会一切向钱看。既然我在中学没有好好地上过课，那么为什么不在夜校中得到补偿?我对夜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的日子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两个小时假，这种假是法定的，是工厂里对要求上进的青年工人的奖励。因为上了夜校，在应该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实际上要比别人少上12小时的班，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夜校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让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机床旁边，真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对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厂的工人大学之外。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每当我回想起来，心口就感到一阵阵发疼。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在我进厂第二年，办了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这种工人大学半脱产性质，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技术。条件自然很简陋，在厂里胡乱找一间办公室，请一两个教师来上课。记得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和夜校相比，这毕竟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报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没办法开课。为了促成这件好事，我热心过度地在车间里活动，挨个动员同车间的青工报名。由于平时我和别人接触很少，突如其来的游说收获不小，很多人觉得不妨给我一个面子，反正是占用上班时间。报名之类的事情向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车间里有好几位青工公开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帮他们写申请书，他们就报名。在短短的数分钟里，我用不同的字体，一气写了四份申请书，分别签上那些青工的名字。

结果是车间里所有报名的青工，都录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才算恰当，才能准确无误地再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沮丧。事实上，那次落选的，在全厂范围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当时人一下子就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初的反应，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遗漏。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连教材都买好了，这样的结局实在出乎意料。大家都相信这是个误会，开学那天，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死心地厚着脸皮去询问，答案是名额已满，我的眼睛不太好，没什么培养前途。不存在任何误会，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学是工会出面办的，由工会的一位姓吴的领导具体负责，他敢做敢当，自说自话地就把我的名字给画掉了。

我知道这位姓吴的负责人对我心存疙瘩，但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赤裸裸地和我作对。自从我进厂以后，这个姓吴的工会领导人，就没停止过向我借书。他借书从来不还，所谓借书，其实就是变相地要书。什么时候都有那种脸皮特别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我的家庭总是十分容易地就成为勒索对象，借钱不还是常事，更何况借书。尽管我所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但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藏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样吝啬。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无还，老实巴交的父亲开始感到忍无可忍，他很气愤我这个儿子和他一样没出息，一样软弱可欺，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绝，为什么不能义正词严地说一个“不”字。

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厂工会领导，就会那么横行，就会那么让我们感到为难。有种人，你越是忍让，他越要进攻，越是得寸进尺。那时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我父亲觉得也可以挺起腰杆做回人，他决定不再借书给那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如果那天这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只是一个人上门借书，父亲的拒绝也许还不会引起太大的愤恨。问题是那天他竟然还带了一个女人上门，这个女人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然而有一点不容怀疑，工会领导想向这位女人证明，他和我们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自己要继续借书，还要让我父亲借书给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青年，正借调在机械局的一个什么写作班子里面，她对我父亲很客气，言必称老师。我父亲犹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说：

“你们要借书，先把以前借的书，还了再借，怎么样？”

工会领导的脸色立刻很难看，他退了一步说:“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给她就行了。”

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打起了退堂鼓，后来两人就告辞了。第二天上班，工会领导在厂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气鼓鼓地丢了一句话：“你们家不就是有几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无话可说，只有不理他。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害怕过他，我只是从内心深处讨厌他。过去之所以借书给他，是因为我们家向来没有拒绝人的习惯。我的祖父总是教育我的父亲，永远不要拒绝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应该轻易拒绝别人。父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的，这种家教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其实拒绝也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人，永远也别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没有去找那位工会领导讨饶，也没有去吵架。讨饶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长。我知道那位工会领导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送一包香烟，或是威胁要揍他一顿，他便立刻没有任何原则。事实上，工会领导一职，在我们那个200号人左右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里，是个最不起眼的位置。而那个赶时髦办的工人大学，也没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剥夺我上厂工大的权利，也许是这位工会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干的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流血，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多严重。一个人真要想学习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来说，失去同样意味着得到，既然厂里的工人大学没有我的份儿，我只有继续到夜校去寻找满足。那个时期，我几乎成了夜校专业户，天天晚上都不放弃。从机械制图到古典文学知识，从解析几何到微分积分，从电工基础到机床维修到液压原理，只要时间允许，什么样的课我都上。

我的近乎疯狂的好学精神，给车间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车间主任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许诺，说一旦有了机会，就调我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技术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书呆子会怎么样。我想自己既然那么不安心当刨床操作工，也许真会混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个技术员。不管怎么说，我除了好学之外，在车间主任眼里，还是一个听话的大孩子。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学徒期间就谈恋爱，在停电的时间里喝酒，给车间主任起绰号，上夜班时在车间角落里撒尿。事实上，我比厂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奋。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渴望读书。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当学生，像海绵一样什么知识都吸收，像向日葵渴望阳光那样渴望学习。根据我当时的处境，只要有可能，我会永远在夜校里读下去。

第二章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大批像我这样削尖了脑袋，有什么书都想读的书呆子。靠推荐才能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显然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所在的工厂太小了，就算老天爷开眼，有了这样的好事，机会也肯定属于那些比我更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我在厂里没有什么后台，家庭成分仍然还有些问题，在夜校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上大学的欲望也就越强，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就好像是爱上了电影上的美人一样。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如何获得工农兵大学名额的传闻，开后门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怀疑他有来头，怀疑他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或者某某厂长的千金。

夜校成了想上大学，却无大学可上的人的福地。不管学了究竟有没有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重温学生时代的情景就行。学习成了大家的寄托，成了单纯的奋斗目标，代替了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我忘不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以后的动人情景，夜校沸腾起来，一时间，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激动得都没办法继续上课，人们窃窃私语，对即将来临的高考，作着种种想当然的猜测。上课铃已经响了半天，同学们还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围着兼课老师喋喋不休。兼课老师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课，也显得十分兴奋，和学生共同探讨高考可能会怎么进行，具体会考哪些课程。这位老牌的大学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作为过来人，他几乎立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所有和高考有关的课程，顿时身价百倍，夜校在转眼间，顺理成章地成为高考补习班。那些和高考无关的课程，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时间是那么的紧迫，事到临头，大家突然发现自己在夜校里，其实学了许多根本没必要学的东西。恢复高考，大家一下子都变得现实起来，突然发现夜校的学习，只是属于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当务之急，是如何货真价实地考进大学，不管白猫黑猫，能考进大学，就是好猫。记得刚恢复高考的那一段时期，除了激动之外，我变得非常浮躁，变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我对自己到底是准备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打不定最后的主意。学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踏进大学的门槛，文科理科本科专科都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吃不准，自己究竟考什么把握更大。

我参加了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考试，情形十分壮观。当时所有的中学、小学、专科学校，都成为临时考场。由于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从“文革”中的老三届，到应届的毕业生，过去的十几年间从中学里走出来的想继续读书的人，都抱着美好的大学梦，浩浩荡荡涌向了考场。人们从知识的沙漠里，一下子看到了知识的绿洲。我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想上大学，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任何妨碍我考大学的人和事，都被当做仇敌，都被当做是故意刁难。与考试无关的话题，我已经听不进去，与考试无关的活动，能不参加就坚决不参加。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考试题目，上班时精神恍惚，下了班拼命做习题。中学毕业以后，尽管表面上一直还在继续读书学习，但是一旦真正的高考来临，我发现自己平时学的那些鸡零狗碎，对高考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背诵那些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所谓复习材料。随着考期的临近，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这个断然决定，意味着我必须没完没了地死记硬背，必须死记硬背一大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没有死记硬背，我肯定进不了大学的殿堂，也不可能一次次通过大学里的考试，而且后来考上研究生。从这一点说，我是死记硬背的受益者，应该感谢死记硬背，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死记硬背给我带来的伤害，丝毫也不比它能带来的成功逊色。时到今日，我一见到中心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之类的提问，便会产生一种仿佛吃了苍蝇的恶心。我讨厌那些强加于人的标准答案，讨厌那些注明了阿拉伯数字的要点。死记硬背是对一个人想象力的残酷扼杀，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无知的凶手之一。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竟然有将近20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厂长很着急，因为这意味着有近20个年轻人，不肯安心工作。尽管国家规定，凡是报名投考大学的人，都可以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厂长以生产任务太重为借口，毫不手软地剥夺了应该属于我们的半个月时间。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家本来就觉得时间不够，立刻义愤填膺。胆大的开始混病假，请事假，胆小的只好硬着头皮上班。我忘不了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偷偷背书的狼狈情景。牛头刨的刨刀来回削着金属，我守候在刨床旁边，心里一遍遍地默诵考试要点。由于晚上睡得太少，到了吃饭时间，我总是狼吞虎咽，然后抓紧时间，头枕在工具箱上呼呼大睡，车间里男男女女的说笑，那种赤裸裸的荤段子，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妨碍。

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和家里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父亲觉得我的行为像个赌徒，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人如果为了上大学，结果弄坏了自己的身体，这将得不偿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这个本钱，干什么事都不行。母亲嫌我一点家务事都不做，还没有上大学，就有这么大的架子，真的上了大学，那还了得。我为父母变得唠唠叨叨，感到很烦、很苦闷，越唠叨越敌对，越敌对越要唠叨。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日子，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我天天看书到深更半夜，废寝忘食，上班想，下班想，骑自行车在路上也想，没出什么事真算幸运。到了休息日，我便骑车去公园，胡乱找一个角落，捧着复习资料，像个机器人一样，嘴里振振有词，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来来回回兜圈子。书越背越难背，越背越发现有不通的地方，然而越是难背越是不通，越是不得不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怪圈。

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就不会认识马路，要不是认识马路，我和苏抑卮教授之间，就不可能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说到连锁反应，说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时隔了许多年，我对自己当年能考上大学，仍然感到意外和庆幸。在上大学之前，我一向认为自己运气很差，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我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成为大家取笑和捉弄的对象，因此心灵深处一直有层抹不了的阴影。我羡慕别人都有兄弟姐妹，有了兄弟姐妹，在父母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自己便不至于那么孤立无援。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变得很矛盾，一方面，人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就改变，我仍然有些内向，仍然不善于和同学打交道，另一方面，因为进了大学门，我难免感觉良好，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就在这时候，我和马路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马路是连接我和苏教授的桥梁，没有他，我的大学生涯，也许就是另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学习方向，显然都和马路的引导有关。尽管大家都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尽管大家的学习都很用功，可是马路的实际水平，在班上鹤立鸡群，远远高于其他人。马路是一名来自广东沿海的考生，是老三届，他入学成绩不仅是全班最高分，年龄在班上也最大，比我整整大了10岁，和班上的应届考生相比，马路的岁数大得几乎可以做他们的爹。事实上，他的确也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有了两个小孩，是一儿一女。从一开始，马路就表现出了和大家的截然不一样，他显得过于成熟，与其说是像个学生，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老师。事实也是如此，马路在一所公社中学，已经教了10年的数学，他虽然考的是文科，他的数学得分是98分，这样优异的成绩，在当年报考数学系也绰绰有余。

我和马路的关系之所以会密切起来，是因为他无意中听说，我竟然去拜访过苏抑卮教授。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苏教授的了解，还远不能和马路相比。那时候，苏教授甚至都不和我们在一个系。我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成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的拜访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意思，而父亲也是糊涂到不知道苏教授的人事关系，其实并不在中文系。苏教授是文科教授中的万金油，他的学问太大了，什么课程都可以教，多少年来，除了中文系，他在外语系待过，在哲学系待过，最后又在历史系退休。据说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历史系去的，调他的目的，是去帮助当时研究欧洲史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文献。他调到那里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稍稍受了些冲击，就退休在家养老。那时候他大约60刚出头。

是马路最初向我说起了苏教授超人的学问，我没想到他会知道那么多的关于苏教授的事。我没想到苏教授是马路心目中的偶像，也没想到他不远千里，之所以投考现在这所大学，完全是因为这所名震东南的名牌大学，曾经有过一位大名鼎鼎的苏抑卮。苏抑卮应该是传奇中的人物，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就像我们小时候，崇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我忘不了马路谈起苏教授时的神情，他以十分仰慕的口吻说着，眼睛一阵阵地发亮。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和马路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他似乎还心存疑窦，不太相信我真能和苏教授这样的历史性人物发生联系，并且在不久前，竟然去他家拜访过。马路的相貌看上去有几分苍老，表情永远是很认真，他的脸上有好几道竖着的纹路，总让人觉得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了不得的苦难。最有趣的是，多少年来，马路一直以为苏教授早就不在人世，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

“你知道，苏抑卮教授竟然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总以为他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

说起来也可笑，马路谈起苏教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然而所有有关苏教授的知识，又都是从当年他所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那里“贩”来的。这位语文老师是一位旧式的老先生，抗战前毕业于上海某个教会大学。老先生自己的学问十分了得，可是一提到苏抑卮的学问，立刻五体投地赞不绝口。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正是从这位老先生处传染的，那时候，马路借调在公社中学里教数学，对古文却情有独钟，课余常常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一肚子旧学问，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乐意收马路作为私淑弟子。在那个地处偏僻的南海边，一切就仿佛现代桃花源里的情景，什么都落后，中学生的实际水平，不过和小学生差不多，唯一的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和外面世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先生自得其乐，读旧书，写旧诗，临了，还收了马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学生。谈到学问，老先生言必称苏抑卮如何如何，马路因此一直以为苏抑卮应该是老先生师长一辈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想到苏教授不仅还活着，其实只比他拜师的老先生虚长了两岁。

马路决定拜苏教授为师，可能是害怕遭到拒绝，他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见苏教授。他显然觉得有了我，把握会更大一些。马路反复向我说明人生中，投拜名师的重要性。人生中会有许多难得的机遇，对于一个求学的人来说，能遇上名师是最幸运的事情。人生有几难，所谓好人难做，佛门难进，名师难遇。放过好机会也是最大的犯罪。有传闻说苏教授这个人很难亲近，马路不仅决定自己要拜苏教授为师，而且不遗余力地说服我和他一起成为苏门弟子。马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的学识要比我们高得多，是我们大家都想效仿的榜样。我想自己当时能够被说服，与其说是想向苏教授学，还不如说是为了向马路学。我终于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马路，完全忘记了自己实际的学习水平。

“我们究竟能向苏教授学什么呢？”尽管已经答应了马路，然而我忍不住还是要提这种在马路看来极幼稚的问题。

“学什么？”马路充满了感叹，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的学问，我们一辈子，不，我们几辈子都不可能学完。”

“学不完，干吗还要学呢？”我笑着说。

苏抑卮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不管怎么说，在他晚期的弟子中，我和马路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的两位。苏教授曾因为马路的英年早逝而老泪纵横，在和我谈起马路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马路的相貌，有古人之遗风。古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现在的人很难说得清楚，然而苏教授对于人的外貌，始终有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今天的人和古人，无论身高还是脸部轮廓，都有着非常本质的不同。历史在变，人心在变，人的相貌必然也在变，他曾用自己保存的图片资料，向我和马路论证他的观点。

我和马路很容易地就成为了苏教授的弟子。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已经退休在家的苏教授，十分乐意我们前去向他请教。那时候，苏教授还很寂寞，还没有被人当回事，不像再过几年，他将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声名显赫，光是研究生就好几十位。苏教授终于在垂暮之年，一下子得到了许多辉煌的头衔，他时来运转，成了学校的金字招牌，成了中文系的镇系之宝，然而在我们刚去拜师的时候，苏教授除了是一名退休十几年的老先生之外，什么都不是。他早就被人忘却了，正在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记得那天苏教授正坐在书桌前，举着放大镜，十分吃力地读原版的莎士比亚著作。由于我和苏教授已经见过面，加上很乐意想向马路表明这一点，在一开始，我和苏教授像老熟人一样地说着话。与前一次的经验全然不同，这一次苏教授的情绪似乎特别好，他可能是看书看得疲倦了，正好希望有人来聊聊天，调节一下情绪。

马路在旁边一言不发，事后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最初的表现感到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笨嘴笨舌，肯定已给苏教授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坏印象。马路问我是否注意到，当苏教授问起我们的年龄时，听说马路已经三十多岁了，竟然无意识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故意把头扭向了别处。“苏抑卮在我这年纪，早就是学已有成的名教授，而我呢，刚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马路垂头丧气，不无感叹地说着。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一直闷闷不乐，他显得很沮丧，脸上竖着的纹路加深了许多。去食堂吃饭，他排队站在我前面，临到打饭的时候，将饭盒递给服务员，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看得出马路是真心地感到不愉快。苏教授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似乎明白自己无论怎么用功，都不可能达到苏教授的境界。马路告诉我，这一段时期，他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有关苏教授的资料，经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他对苏教授有了进一步的全新认识。事实上，苏教授要比马路想象得更有学问。正是从马路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做学问也讲究童子功。马路告诉我，早在28岁以前，苏教授便遵从其恩师黄侃的要求，读完了唐以前的所有典籍。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是当代著名的大学者，他所以对苏教授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觉得唐以前留下来的典籍并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个基本功，往后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就好办得多。据说为了检验苏教授的学力，黄侃曾让他重新圈点《十三经》。苏教授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终于圈点完毕，这样的故事如今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

大学前三年留给我的印象，是大家都拼命用功。“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已经结束了，百废待兴，同学们的经历差不多，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谁都想把虚度的年华，尽快弥补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少年失学的一代。和苏教授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相比，我们几乎都是文盲。世界上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些失去的东西，因为失去，所以珍贵，因为珍贵，就格外珍惜。追回失去的时间是当时的主旋律，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刻苦用功的情景，到晚上10点钟，是规定拉闸的时间，寝室里的灯灭了，几乎没有人立刻睡觉，人们捧着书来到楼道上，围坐在昏黄的路灯下继续看书，窄窄的过道人满为患，有的人干脆钻到厕所里去用功。我不知道女生宿舍的情况怎么样，反正在男生宿舍里，能憋在厕所里看书的人，必须有非凡的忍受能力才行。那么多的大男人共用一个厕所，那里面的尿臊味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划一根火柴说不定就能点着。虽然大学里永远会有刻苦用功的学生，但是像恢复高考那几年的不要命的，也许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

苏教授最初给我们讲解的是《古文观止》。由于对我和马路的实际水平，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了解，苏教授决定从这本旧的古文入门教材开始。在正式开讲之前，他好像只是挺随意地点到了这本书，让我们回去好好准备，说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逐一查字典找注解。说好了下一讲，是讲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只是把书找来了，然后在临睡觉前，匆匆地看了一遍。相比之下，马路要比我认真得多，他一本正经地准备着，显然想向苏教授证实自己的水平。看得出马路稍稍有些不快，因为他觉得《古文观止》里的很多文章，自己不光是看过，而且有许多已经能背诵，好不容易拜了师，只是教这些浮浅老掉牙的文章，颇有一点不甘心。这显然又是一种中学老师的教法，马路觉得以苏教授的学问，应该和我们讲莎士比亚，讲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讲西方的《红楼梦》研究，或者讲美国人的敦煌考证。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马路正式去苏教授处上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这节课开始，除了寒暑假，我和马路风雨无阻，坚持在每周的同一时刻，去苏教授家听他讲课。我们本来的目的，只是想开个小灶，从苏教授那里偷学一些东西，然而没想到苏教授讲得实在太精彩了，于是去他那里听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听苏教授讲述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课。我们从苏教授那里得益匪浅，第一次上课，由于我没有做准备，苏教授让我把全文先通读一遍，结果我大出洋相，有几个字念错了，还有好几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念。苏教授不动声色，让马路纠正我的讹音，然后又让他给我串讲。马路尽其所能地粗粗讲了一遍，这篇文章他曾经背过，在水平上，一下就和我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苏教授依然不动声色，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马路，等马路说完了，他点了点头，就“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一句，侃侃而谈，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忘不了第一次课后，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脸上洋溢着的幸福感。由于马路有着比我好得多的基础，他对苏教授讲学的精到之处，有更深的体会。他承认自己在来上课以前，曾经一度怀疑过苏教授的真诚。他承认自己曾怀疑苏教授答应给我们上课，很可能是一种敷衍，只不过是糊弄糊弄中学生。事实让马路再度对苏教授充满激情，现在，他开始十分具体地感受到了苏教授的博大精深。苏教授的讲学，从表面上看，带有一种非常随意的闲谈性质，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同时又是绝对的深入浅出，常常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水平，是不是能真的弄懂。苏教授的本事就在于，就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短句，都可以由此及彼，带出一连串的有趣话题。在后来的讲课前，他总是要我们先精读原文，去查一切可以查到的注解，认真比较前人解释的不同之处。在正式开讲前所做的准备工作，永远是越多越好。事实上，他教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观点，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譬如通过学习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史学看，可以触类旁通三国史，从文体看，对“表”的写作方法，可以作一系列瞻前顾后的比较，区别出异同，从文风看，又可以认识与两汉以及先秦文章，在遣词造句上的差别。

在那段时间里，我实际上同时拜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苏教授，一位则是马路。每当我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总是先直截了当地向马路请教，马路不仅是我学习上的老大哥，而且成了我偷懒取巧的活字典。人和人之间的水平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不足，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别人的学问究竟有多大。马路在学习上的刻苦精神，一直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用功，都不可能像他那样玩命地学习，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他那么杰出。我本来就不如他，而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越来越大。就像他觉得苏教授深不可测一样，我对马路也感到一种无奈的敬佩。马路无疑是我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我们被乱七八糟的课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马路居然还能分出精力，去哲学系旁听德国古典哲学，此外，受苏教授能掌握多门外语的影响，他还开始了第二外语的学习。

马路足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那是一个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知识突然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活跃在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是进行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一时间，书呆子再也不是骂人的话，知识突然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砝码，由于马路骄人的学习成绩，他成了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当代英雄。

马路死于大学四年级，现在回想起来，马路只是死于贫血，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大家心目中，马路是班上的一面旗帜，他刻苦用功，废寝忘食，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时代在进步，大家似乎不太相信，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什么叫做贫血的毛病，就算是有，好像也应该是女人的专利。一个人死法可以有许多种，可以死于癌症，死于艾滋病，死于意外的车祸，但是无论怎么样，也不应该跟说笑话似的死于贫血。这是一种应该属于旧小说上的疾病，应该和旧社会的长袍马褂联系在一起。没人注意到马路的脸色十分难看，在那个玩命死读书的年代里，很多学子脸上都是面如菜色。校方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的危险，一再警告大家要加强体育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便意味着失去一切。

不管怎么说，校园永远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这里永远也不该成为年轻人的墓地。这里将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不断地产生出最新最活跃的想法。美好未来和辉煌前途，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大家，为了不辜负社会的厚望，同学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体育锻炼，有人学打拳，有人去练单杠双杠，还有人打排球。大多数的人却是跑步，这显然是一种最简单省时，又非常有效的锻炼方法。记得那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马路总是第一个爬起来，穿着那种裤腿很小，小腹部开着小便开口的旧式棉毛裤，哆哆嗦嗦地从过道跑过，然后沿着宿舍楼，一气跑上三圈。谁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正越来越差，他总是越跑越慢。先还是一路小跑，后来就只剩下跑步的下意识动作，到最后完全已是散步。谁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的生命之火，正在慢慢地熄灭。他跑得实在太慢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马路从来不和大家一起锻炼，体育课测试1500米，他比别人少跑了近一圈，成绩仍然是不及格，还差一点昏倒在操场上。

也许是做了父亲的缘故，马路的衣着打扮，显得有些过于随便。他不修边幅，永远是差不多的打扮，就那一身外套，就那一双鞋。上体育课时，他总是喜欢脱去外套，穿着一身到处都开始绽线的白色棉毛衫裤，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他的行为难免有伤风化，小腹部的小便开口像一张裂开的小孩嘴，嚣张而且放肆地张开着，十分显眼地露出了里面的旧花短裤。最过分的是，旧花短裤甚至会突出一块，挤在那张开的小嘴里。操场上有很多女生，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他自己无动于衷，别人见了，忍不住要为他着急。没人从经济上去找原因，那时候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死读书，没时间去琢磨别人的私生活。同学们只是在事后，在回想中，才突然想明白他当时实在是太不容易。大家突然十分感叹，觉得他苦苦地读了三年书，什么也没得到，就这么说走就走了，真是太冤枉。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马路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他妻子那份极其微薄的工资。马路虽然已经当了十年的公社中学教师，由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式的教师编制，因此享受不了工作五年可以带薪读书的待遇。换句话说，马路是靠老婆养着才上大学的。他和班上那些比他小得多、仍然要靠父母寄钱养着的同学一样，每个月都盼着邮局汇钱来。通过回忆，大家突然想到了他的生活在当时有多艰难。马路总是像和尚一样吃着长素，早饭和晚饭常常只是最简单的白馒头，有时加上一点食堂里卖的那种酱菜。就算是如此节省，他仍然时不时地要向同学借钱，在整理马路的遗物时，有人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一份记录十分详细的账单，上面写着他向同学们借的每一笔款项，多则十元，少则五元，甚至是两元，从借款数额到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我的记忆中，马路用得最多的一笔钱，就是与我各人拿出20块钱，买了一个送给苏教授的生日蛋糕。这是一笔他觉得绝对不能再省的钱。虽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但是看得出这钱他花得十分开心。马路病故以后，马路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前来奔丧，和马路显得苍老如出一辙，他的妻子看上去也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马路的妻子在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但是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像一名饱经了沧桑的中年妇人。如果马路是我们的老大哥的话，马路的妻子看上去，便仿佛是马路的老大姐。马路的两个孩子已经很懂事，大的那位十二三岁模样，神态很像马路，两个大眼睛滴溜溜直转，到什么地方都保护着自己的小妹妹。

我陪同着马路的妻子一起去看望苏教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自从来到学校以后，一直是在无声地抹着眼泪。她的平静让同学们感到不解和疑惑，即使是在太平间里，面对着马路的尸体，她也没有放声大哭。倒是那些陪她去医院的同学，忍不住号啕起来，大家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不明不白地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马路的英年早逝，像导火索一样，使得班上良好的学风顿时大变。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寒窗苦读，废寝忘食，而从那时起，一种厌学的情绪，正在悄悄地积累。大家开始设想不要命的学习，究竟值不值得。眼看着就要毕业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人们不得不在内心深处，重新进行盘算重新进行估价。社会风气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愤读书，已经不再是什么时髦的事情。成功的道路有许多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走过的道路，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苏教授对马路的早逝，感到十分悲伤。在苏教授的晚年，他的各种名目的弟子，多得连他自己也弄不清。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弟子也跟着吃香喝辣，在学问的小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然而真正能得到苏教授真传，却绝无仅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提到马路，苏教授都有一种无名的悲哀。毫无疑问，马路才是苏教授最称职的弟子，因为在那么多位弟子中，只有马路对纯粹的学问，能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只有他能真正地坐稳在冷板凳上。做学问没有一点死脾气还真不行，苏教授常常不无感叹地说:“为学务精习，韦编三绝，所以才会有一点成就。”他对其他弟子的不满意，关键就在于一个个都是聪明有余，而吃苦精神不足，不吃苦永远不会成为大学问家，不吃苦永远是个半吊子。苏教授一生都以自己是黄侃的弟子感到自豪，一提起先师黄侃，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用黄侃苦读的故事教诲我们，不厌其烦地说黄侃当年“日读礼经数纸，展转比勘，至夕，每觉头眩，是以知其苦也”。学问只能从困苦中来，离开“困苦”二字，也就不会有什么学问。

当我陪着马路的妻子走进苏教授家以后，苏教授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哀恸起来，他嘴里振振有词念叨着，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这种过激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很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苏教授平时并不和蔼可亲，他对弟子，尤其是对马路十分严厉，由于我和马路是他晚年生涯中，最先拜他为师的学生，马路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大弟子。我的印象中，苏教授几乎从没有当面表扬过马路。有时候作为鼓励，苏教授对我的回答，还能笑一笑，给个面子，然而对于马路，不管对错与否，苏教授总是板着脸。在对待弟子的态度上，苏教授多少还有些恪守旧传统，他显然是讲究师道尊严的，越是看重的学生，要求越严格。马路死了以后，我一度有望破格升为苏门大弟子，有那么一两年，苏教授对我也十分严格，他对我不苟言笑，布置了很沉重的学习任务，但是渐渐地就表现出了失望，他看出我并不是成为大学问家的料子，不仅是我，其他的弟子也是一样的不争气。

如今回想起来，苏教授在马路逝世后所表现出的极度悲哀，可以说是他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些年来，做学问再一次被大家突然重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大师自有大师的过人之处，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苏教授的预料。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做学问的佼佼者越来越被尊重，地位越来越高，住好房子，出门有车，被授予各种灿烂辉煌的头衔，然而这丝毫不能表示学问本身有所提高。学习的风气说变就变了，而学问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因为风气的一时变化，就能彻底改变和颠覆。自古圣贤皆寂寞，这“寂寞”二字，可以有好几层意思。马路生前就对“寂寞”二字，做出有“难得”之义的独到见解，这见解颇得苏教授首肯。人生一世，真正能遇上做学问的机会，并不多，能持之以恒的机会更是百年难遇，所以寂寞也属难得。大家一窝蜂地刻苦学习，其结果只是一种表面的热闹，是热闹就不可能长久，是热闹注定昙花一现。做学问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既然少数人的事情，就不应该指望能得到多数人的效仿。人们不可能一直都在熄灯后，坚持在窄窄的过道上看书，人们迟早会有一天，忍受不了那厕所里的尿臊味。

马路的妻子终于受了苏教授哀恸的影响，捧着脸哇哇痛哭起来。两个小孩也跟着一起哭。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着。大家尽情号啕一阵，马路的妻子开始安慰苏教授，我也跟着在一旁劝慰。苏教授像小孩似的，越哭越伤心，用手帕一边抹眼泪，一边擤鼻子，抽噎着说:“白发人哭黑发人，此乃人间至痛。”

马路的妻子说:“苏老师，你不要哭了，你这样，马路他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

苏教授让她这么一说，眼泪又刷刷地流出来，叹气说:“人都死了，马路又怎么知道难过！”

苏教授曾为马路写过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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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列师门最怜年少多才常指青云期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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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传噩耗顿触老人旧感重回白首忆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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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里学习风气越来越不像话，苏教授对于已故的马路之厚望，也水涨船高地越来越重。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马路，他总是以马路的捷悟和善于苦思，来挑剔其他弟子的不足。在回忆中，马路变得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到马路的忌日，苏教授一定让我寄一笔钱给他的遗孀，当年马路妻子带着马路的骨灰离去时，苏教授就给过她1000元钱，这钱还是我帮着去银行取的。虽然苏教授在后来没有中断过寄钱，但是马路的妻子一去杳无音讯，从来都没有给苏教授回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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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马路夫妇之间，总是有些解不开的谜。首先，马路似乎并不怎么爱他的妻子，大学的四年里，他从没有回老家探过亲，也从未向我流露过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儿女。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马路很少向我提到过他的家庭，偶尔提到，每次都带有掩饰不住的不满。有一次，马路甚至向我提到了他妻子曾经有过的所谓不忠。马路的妻子在与马路结婚前，曾和自己的表哥谈过恋爱，当然不是一般的谈过，两人的关系一直是马路心头的耻辱。繁忙的学习生活期间，马路能与我促膝倾谈家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次一吐为快的谈话中，马路告诉我许多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由于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能够去公社中学教书，完全得力于未来的老丈人。马路的老丈人是公社的副书记，他有两个女儿，有意招赘喜欢读书的马路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小女婿，可是结果始料未及，马路却成为他的大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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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来学校看过马路，他就是马路妻子的表哥。三天里，这位表哥吃住都在学校里，白天吃食堂，晚上和马路睡同一张床上。他们之间看上去很客气，用一种十分怪的家乡口音对着话，大家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那位表哥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年人，他的小孩已经成人。我和马路之间仅有的那次有关他家庭的谈话，就发生在送走了表哥的当天下午。我们从苏教授家出来，已经是吃饭时间，匆匆去食堂填饱了肚子，马路突然提出来要我陪他一起散散步。我们沿着校园走了一大圈，他显得十分疲惫，神色黯然，走走歇歇，一路都在谈那位表哥。越说越没有办法平静，越说越刹不住车，越说越沮丧。我们的谈话是从沿海一带的走私开始的，马路叹着气告诉我，说他家乡现在的走私活动非常厉害，那位表哥靠贩卖走私录音机，捞了不少钱。在8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走私商品，是日本的SANYO手提录音机，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是考虑到大学里有许多人在学外语，想让马路为他在大学生中推销他的走私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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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马路妻子去火车站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在车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因为来过学校，有许多人曾经都见过这表哥，大家都为这不期而遇感到高兴，觉得孤儿寡母的，一路上有个熟人照顾，毕竟是件好事。由于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年前相比，这位表哥现在是真正地阔了，手上戴着一个大的黄灿灿的戒指，金光闪烁十分耀眼，虽然他故作正经，然而我还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乱。马路逝世以后，班上同学曾经慷慨解囊，为他的遗属募捐集资。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募捐，或者是去邮局帮苏教授替马路的遗孀汇钱，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后的表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在车站的情景，那位表哥伸出那只带着金戒指的手，去接马路的骨灰盒，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骨灰盒里马路痛苦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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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大学同学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寒窗苦读，必然会谈起马路。大家必然会旧话重提，再一次谈论像马路那样，把性命都搭了进去，究竟值不值。马路是读书时代的一种终结，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个标签，他的死，实际上也是宣告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就足够了，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事实证明，大学里苦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走上社会后并没有任何用处。马路死了六个月以后，系领导召集班上的同学开会，作毕业分配动员的形势报告。大家突然发现，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由于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前景十分看好。未来的社会，将非常看中一纸文凭，有了文凭，我们可以昂首挺胸、通行无阻地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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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同学们耿耿于怀的，是在这次形势大好的尾声部分，系党支部的一位胖子书记站了出来，笑容可掬地动员大家献血。献血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选择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妥。大家不得不把献血和具体的毕业分配，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经过四年的学习，肚子里的学问多少增加了一些，然而这并不意味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由于措辞听上去不是那么入耳，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过多宣传献血无害，物极必反，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学生毕竟不是小孩子，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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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有一点无可回避，这就是大家的心头，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就反感，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死去的马路。要是我们献的血，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贡献点血，真算不了什么大事，献血以后，每个同学都拿到了30块钱的营养费，在当时，30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反正就要毕业了，留着钱也没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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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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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这一年他已76岁。事实上，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请他说几句，他的开场白，便是称自己为“出土文物”。然后又即兴对“文物”二字，进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说，后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和古人所说的文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左传?桓公二年》中有这么一句:“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场面热闹，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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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大家起哄，要他表演节目。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苏教授也不推托，说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轻轻地哼几句，于是拉开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声音并不低。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都觉得怪怪的，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唱完了，一位教《欧洲文学史》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苏教授笑着说:“表演节目，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况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师不肯放过，说不朗诵雪莱的诗，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的。苏教授拗不过她，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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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会以后，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打电话去，说车早就出来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再去打电话，那边已不耐烦，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什么时候到，跟他们没关系。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说:“我走回去，这点路没问题。”说了，怕系领导不放心，又安慰他们，“有马路他们送，就可以了。”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苏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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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回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肉，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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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词，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吊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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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做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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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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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80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茬，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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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做是老夫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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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肉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被录取，辅导员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长了，系里不得不考虑物色接替我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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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学。对于我来说，研究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行，都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一篇万把字的学位论文。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并不特别看重研究生的论文。述而不著，是这所学校保留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或者说是我所在的这个系的老习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早在读一年级时，就迫不及待地考虑论文怎么写，而在我们系的教授眼里，这是绝对的歪门邪道。按照苏教授的见解，研究生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研究生仍然应该以打基础为主，基础扎实了，才可以考虑盖房子，才可以考虑盖高楼大厦，冒冒失失就老气横秋地写论文，结果肯定是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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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很得苏教授的器重，自从马路逝世以后，苏教授常常遗憾再也得不到像他那么肯用功的弟子。短短的几年中，苏教授便有了一大群弟子，各个专业都争先恐后地打他的牌子，然而他似乎也开始明白，自己作为招牌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让系里多招一些研究生。他并没有几位嫡传弟子，在联合招生的幌子下，他不过是那些副教授们招揽学生的商标。很多专业和学科的研究生，从表面上看和他都有关系，什么古代文献专业，训诂专业，前秦文学史，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等，但是实际的指导教师都不是他。苏教授再次成为万金油似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通，他甚至还要给中文系之外的研究生开讲座，讲述中国古代哲学，讲述流落在西方汉学文献，讲述汉唐职官考证。对于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有些精力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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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门弟子中显然比较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拜师最早，也不是因为年龄最大，事实上，许多比我年级低的研究生，岁数都比我大。我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我追随在苏教授左右，做了许多辅助性的跑腿工作，这在当时难免引人注目。随着苏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里想一睹他的风采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讲座，让本系和别的系的同学听课。这样的讲座，一般早在几天前，就在校门口贴出了巨幅的海报。苏教授总是坐在那讲，说到什么字，或者引用了某一段古文，某句古诗词，为了让大家都明白，得有一个弟子帮他写在黑板上，而这个弟子恰恰是选中了我。除此之外，虽然来回都有小汽车接送，但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和司机联系，要算准时间，要事先知道教室，这种事同样也落在我头上。是苏教授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在公开场合离不开我，我成了苏教授晚年生活中的一根拐棍，只要他在大众场合露面，通常也就能见到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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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教授的晚年生涯中，人们喜欢在背后议论的有一点，是苏教授对招收女弟子，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据说每次招生时，苏教授都特别关照，要求对女学生要有所优待，要特殊照顾。说苏教授人老心不老，这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笑话。老实说，苏教授在公开场合举办的讲座，有时候并不精彩，他的演讲太专业了，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了一半，就溜之大吉。这使得苏教授很不高兴，也使那些主办者有些下不了台，然而仍然不影响他对下一次讲座的热情，因为只要是女学生，或者是女教师登门请求，他就一定不会拒绝。对于苏教授来说，最好的糖衣炮弹就是女人。苏教授喜欢讲台底下坐着一排排女学生，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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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从不掩饰他对女学生的好感，讲课时，有没有女弟子，他的状态完全不同。同样是弟子，他的态度也总是男女有别。可惜那些招来的女研究生，十有八九对苏教授的讲课不感兴趣，而且最让人失望的，在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来中文系读硕士学位的女学生，一个比一个更不会打扮，容貌通常既无古典美，也没有现代美。漂亮的女大学生，反正已经有了本科的文凭，一个个赶紧嫁人，剩下来考研究生的，有许多都是嫁不了人的老姑娘。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在宿舍里，谈起苏教授对女学生的态度，一致认为他在年轻时，肯定风流得不像话。俗话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通过童年的窗口，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未来，反过来的道理也应该一样，在老年人的窗户里，同样可以看见那些失去的时光。我记得马路曾经偷偷地告诉过我，说苏教授在40年代追求某位校花，一度成为小报上十分热门的花边新闻。在背后议论自己的导师，很有些不恭敬，但是为人师表的苏教授，在对女学生的态度上，显然也不够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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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弟子，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女人上门，李老太太总是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只要有女人在场，无论是女弟子，还是前来办事的徐娘半老的女教师，我们的师母李老太太，总是虎视眈眈地在一旁监视。我记得力翠华去苏教授家上课，出来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苏教授的老太太，一双眼睛真厉害，她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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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近视眼镜的凸起的镜片，力翠华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了李老太太那种不可遏制的醋意。力翠华的年龄比我大了将近一岁，作为苏教授的研究生却比我低一届，这位毕业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当时相对而言，就可以算做是苏门弟子中，让大家眼睛发亮的一枝花了，她在李老太太的眼神下面，显然很难做到自然。李老太太喜欢搬一张小椅子，坐在书房对面的小房间，看着我们上课，这当然是在有女士的情况下。刚开始，她的这种古怪行为，经常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是一个从不开口的老太太，我们每次主动和她打招呼，她都是爱理不理。她永远都处在不高兴的状态中，总是让我们能感觉得到，她和苏教授中间，有着深深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在苏教授的诸弟子中，虽然我服务性的义务尽得最多，常常为苏教授打杂，然而李老太太对我，丝毫也不见得比其他人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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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的博学，常让他的弟子感到他是无所不知。他常常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发问，从简单入手，显现出他深厚的学问功力。有一次，他讲累了，为了休息一会，让我们替“手心”注解，用文字说明什么叫手心。大家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答案就在嘴边，可是偏偏找不到恰当的话语。这颇有些像“脑筋急转弯”上的提问，大家苦思冥想，仍然不得其解。也许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手心，然而真要用文字简明扼要的表达，却是十分的困难。苏教授让我们明白了一个规律，这就是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艺术的本质，就是为了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艺术有时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寻找表达。苏教授看见我们已经黔驴技穷，便把手指握了起来，很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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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握紧，所触及的地方，就是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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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但是想来想去，又不得不信服的唯一正确答案。这个小例子，充分说明了文字表达的难度，否则的话，就只能画一个图，用箭头说明手心的所在。学问常常会让人感到自以为是，也常常会让人看不起，因为真要做学问，有时候就难免要钻牛角尖。苏教授讲课的最大好处，在于能深入浅出，无论多深奥的学问，他都能尽量让它简单化，同样无论多么浮浅的话题，经他一点拨，立刻化腐朽为神奇，有了一番新的意义。譬如在对“食色性也”这四个字的释义上，苏教授把“食”和“色”归结为“欲”，“欲”的本义是“想要”，引申为情欲时，便产生了会意的一个异体字，这就是在“欲”下面有个“心”，即“�j”，由此可见，食和色皆源于心，用现代的话来说，食色都有其生物学的基础。这是简单的一面，人们一目了然，而不简单的一面在于，食和色却有着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就有差别，即“食”不能简单归结为吃饱,“色”不能简单归结为男女。《礼记?曲礼上》说过:“欲不可从。”所谓“从”，就是纵，因为“从”和“纵”相通，欲如果得到放纵，便将一发而不可收，所以古人要强调“发乎情，止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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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从欲，过渡到礼，然后大谈女性美的演变。苏教授说，古人谈到美好的形容时，有“黄绢幼妇”之说，这不过是一种拐了弯的说法，黄绢，乃是一种有颜色的丝，丝和色相加，是“绝”，幼妇则是少女，“少女”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是“妙”，因此“黄绢幼妇”就是“绝妙”的意思。何为绝妙，从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话题。苏教授以“黄”这个字，大加发挥，他说中国人提到黄脸婆，通常是说一个人的美貌不在，因此黄脸婆暗含昔日姿色尚可的隐义。黄脸婆意味着今昔的对比。西方把下流称之为黄色，把东方人的崛起称为黄祸，而今日国人也习惯于觉得黄不是好的颜色。其实在古代，例如六朝至宋代，脸色恰恰以黄为美，号称“佛妆”，梁简文帝诗中有“异作额间黄”，唐温庭筠诗中有“额黄无限夕阳山”，李贺诗有“宫人正靥黄”，所有这些诗句，苏教授都是脱口而出。他还提到在辽时，燕俗女子生得漂亮的，称为细娘，面皆涂黄色。宋彭汝砺有诗为证:“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南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由此可见，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肤色如此，于人之五官的审美标准，同样此一时彼一时。高鼻子大眼睛烫头发，此好莱坞之审美也，今人深受其影响，以西俗为美，有时就难免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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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力翠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苏教授的一手策划造成。我已经说过，苏教授对女弟子，总是出乎寻常的关心。当他听说力翠华还没有男朋友时，几乎是立刻就决定要成全我们。他自说自话地作了安排，让我主动向力翠华表示一下，因为在这一类事情上，男的这方面似乎不应该太退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十分滑稽的谈话，苏教授直截了当地问我有没有一辈子当光棍的打算，如果没有，就得赶快采取行动，而目标就是力翠华。苏教授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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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大欲存焉。按照古人的说法，她已经是怨女，你则是旷夫，大家都用功读书是好的，耽误了婚姻大事，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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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弄不清苏教授是怎么对力翠华说的，从一开始，他就显得十分自信，好像稳操胜券，好像这事已经定了下来。他吃准了我们一定会买他老面子。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虽然都没有一口答应，但是也没有拒绝苏教授的好意。我们表现得都很听话，只不过是做出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既然德高望重的老师觉得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是否真的有缘分。大家的年龄已经都不小了，既然在生理上都没什么毛病，尝试一下男欢女爱，总没有什么过分。于是，我采取了最老式的交女朋友法，这就是请力翠华看电影。看的也是老片子，是30年代赵丹和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看完了，从电影院出来，力翠华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请你吃一碗小馄饨吧！”

134

于是我们就坐在校门口的一副馄饨担子前，无拘无束地吃着馄饨。吃到一半，力翠华无意中告诉我，我们看的这部片子，她两天前刚刚看过，说了，脸上的表情，颇有些后悔告诉我的意思。我怔了一下，脸顿时就红了，十分尴尬地说:“你既然看过了，为什么不说一声？”力翠华说:“你票都买了。”说完，见我眼睛多大地看着她，好半天都不把目光移开，自己的脸也红了。我意识到自己不该这么看她，就埋头吃馄饨，一边吃，一边忍不住暗笑。力翠华起了疑心，说:“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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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说:“没笑什么，我在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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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很记情。如果力翠华当时拒绝了我，后面的爱情故事，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她如果说自己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我一定会认为她是不乐意和我交朋友。我会认为这是一次求爱的失败，是又一次失恋的记录。就算我有贼心，我也不可能有贼胆，贸然发起第二次攻势。尽管我已经快30岁了，在男女问题上，我毕竟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大男孩，仍然没有丝毫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也许我天生就不善于和异性打交道。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依靠发愤读书，来排遣自己对异性的渴望。我知道自己身上那种被称之为欲望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别人弱。事实上，一个人越是道貌岸然，越是拼命地想压抑自己生命的本能，他身体内部的欲望之火，也就可能越强烈。我必须坦白地说，一个看上去十分用功的读书人，脑子里的下流念头，就算不比别人多，也绝不会比别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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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当工人时，对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磨床女工充满好感一样，读大学本科期间，我在那不多的几位女同学身上，也轮流寄托过幻想。由于班上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捷足先登者，早就把班上的女同学据为己有。我迟迟没有女朋友，不是不想，而是无能。我显然给高不攀低不就的择偶态度耽误了。我不急不慢的样子，很容易给人造成误会，这就是我已经有了对象。多少年来，我一直天真地盼望着，盼望有一个爱我的女孩，横空出世从天而降。我想力翠华的情形和我如出一辙，由于她是在师范学校，那里的女生大大地多于男生，因此她对异性的企盼，也只能和我一样伤感无望。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喜欢她的人她又不喜欢。在择偶上，再也没有比80年代初期的大龄女大学生，更尴尬更无可奈何。那个时候的女大学生，都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出色的男人，然而出色的男人大都有了对象，因此女大学生一不留神，就成了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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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力翠华的关系正式确定以后，我们像谈别人的艳史一样，谈着自己被美化加工过的爱情遭遇。我们显然都在互相抬高自己，把自己从情场上的失败者，硬打扮成春风得意的胜利者模样。力翠华习惯于叙述不同版本的有关她的追求者的故事。她处处要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中了大奖的幸运者。苏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得不在一起的机会，这就是要我们互帮互助，让我辅导力翠华的古文，让力翠华提高我的外语。力翠华从入学一开始，就发誓要研究李清照，她觉得自己作为女人，研究李清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身上充满了那种让人生畏的女才子气，然而也许是四年大学时的兴趣太杂，或者毕竟是外语系出身，她的古文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我始终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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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起看了第一次电影，接下来便有第二次第三次。苏教授为自己的一手策划，即将成为事实，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的生活也陡然变得丰富起来，以往我只能做一个书呆子，力翠华也差不多是女书呆子，现在两个书呆子加在一起，负负得正，发现有许多读书之外的事情可以做。那段时间可以算做是我进大学以后最不用功的日子。我们并没有像苏教授所期望的那样，因为爱情问题的解决，在学业上得到进一步的飞跃。我们之间根本谈不上互帮互学，恰恰相反，我们反而从对方身上看到，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做学问，实在是太可笑。我们仍然去图书馆看书，仍然上各式各样的课，但是我们开始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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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一位大名士谈到人生的几大快乐，其中有一条便是“闭门读淫书”。这是古人的雅兴，大学里的学子，却没有这样的方便。大学里的一切生活都是敞开的，都在意想不到的眼睛监视之下，人们无门可闭，无秘密可言。因为有做学问这块金字招牌，研究生可以堂而皇之去特藏部借书，可以大胆老脸地借《金瓶梅》和《肉蒲团》。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大学里的气氛依然十分保守。那时候，地摊上还没有乱七八糟的书卖，学校的周围还没有什么卡拉OK厅、录像厅，学校大礼堂也不会放那种有裸体镜头的内部片。我敢说绝大多数研究生，都在做学问的幌子下，趁机阅读过馆藏的淫书。特藏部的图书不能外借，只能坐在图书馆的冷板凳上，在管理员小姐目光监视之下，做贼心虚地翻阅。《金瓶梅》和《肉蒲团》究竟是不是淫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很多学子都是奔淫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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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做学问的女研究生，是否会像男研究生一样无聊。这个秘密只有在图书馆的管理员小姐才知道。当我和力翠华的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有一次在公园散步，我曾向她流露过自己的好奇心。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搂搂抱抱，开始在远离游人的地方，像国产电影上那样胡乱亲吻几下。我忘不了我们的第一次接吻的滑稽场面，那完全是触景生情，受了别人的影响和感染。突然间，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冒冒失失地直奔主题。我们坐在沿湖的一张椅子上，离我们不远处，另一张椅子上，一对情侣正在忘情地接吻，热烈得仿佛能让人听见咂嘴声。我和力翠华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扭过头去，看着看着，我很矫情地在力翠华的脸上啄了一下。力翠华没什么反应，我又小鸡啄米似的来了几下，她回过头来响应我，我们的脸撞在了一起，她的眼镜突然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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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笨，连接吻都不会。”她把眼镜戴好了，不动声色地说。力翠华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她表现得最幽默的一次。然而我却表现得毫无幽默感，在这关键时刻，我完全是小人得志，一头一脸地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腔调，我说自己担心她会拒绝我。力翠华说:“我是应该拒绝，要不然，你会觉得太容易就得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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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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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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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为自己的不会说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以后的三四个月里，力翠华一直保持着矜持，再不让我越过雷池一步。可以说，在一开始，我们之间的进展还算迅速，然而自从第一次接吻后，我们的关系反倒停滞不前。力翠华显然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太容易让别人得到，表现出了巨大的克制力，她总是很煞风景地粉碎我的进一步企图。她表现得像一个骄傲的公主，允许我吻她，然后又从一下两下的接吻，发展到可以抚摸，可以肆无忌惮地抚摸，但是她就是不让我做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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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认为，力翠华跟我谈对象，有什么明显的功利目的。我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都感到寂寞，是我们都需要异性来安慰自己。我们是乘坐同一班晚点列车的人，一切都比别人慢了一拍，在应该读书的日子里，我们因为过早地走向社会，在别人应该谈情说爱的日子里，我们又埋头读书。这以后就一直在赶时间，永远是赶，紧追慢赶，永远也赶不上。最容易产生美妙爱情故事的岁月已经一去不返，同年龄的差不多都已结婚，就是没结婚，也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对异性一无所知。我们在一起，既不是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也不是渐渐地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什么爱。面对具体的情和爱，我和力翠华都有些茫然。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我来说，那些称之为生理现象的欲望，那些自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的蠢蠢欲动，那些从《赤脚医生手册》上想探寻的秘密，那些通过阅读有性描写的文学作品的有关章节，譬如偷看《金瓶梅》和《肉蒲团》之类所产生的不安分，所有这一切，都是促使我们的关系确定下来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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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翠华是一个来自江南小城的女孩子，和我有着差不多的禁欲经历。她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早在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过联系。与其说力翠华在男女问题上是保守，还不如说她只是有些矫情，这么说可能不太恭敬，然而我还是不得不说，她其实对异性和我有着一样的热情。在我们初次接吻的三或者四个月以后，她终于给了我越过雷池的机会。可惜我们之间的磨合期实在太长久，而且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今天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办一件人类最基本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竟然会那么困难。也许双方都是生手，也许缺少必要的好环境，也许力翠华有异于常人的生理构造，在校园礼堂前的大草地上，在附近公园的角落里，我们总是功亏一篑浅尝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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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1989年春天，此时力翠华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陪同丈夫辜宏先生从美国回来，参加“苏抑卮教授教学生涯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宾馆里，苏门弟子济济一堂，畅谈过去几年校风的变化。稀奇古怪的事情说了不少，其中谈到校风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勤杂人员在清扫礼堂前的大草地时，竟然戏剧性地找到了九只湿漉漉的避孕套。说的人一边说，一边比画，一边忍不住要笑，听的人也跟着笑。力翠华做出不相信的样子，说这掌故的人便让我作证。力翠华说:“凭什么他作证，我就应该相信？”我无话可说，只好继续傻笑，笑得很不自然。力翠华在国外待了好几年，已是见过世面的人，白了我一眼，笑着说:“你傻笑什么，女孩子用安全套，说明她们懂得保护自己，这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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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弟子都知道我和力翠华之间的纠葛。当年我们相好，别人不嫉妒，后来我们分了手，也没有人觉得惋惜。没人明白我们为什么好端端的，就突然像陌生人一样分了手。甚至我自己也有些稀里糊涂，因为事实上，对于这样预想不到的事变，不用说是旁观者，即使是我这个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力翠华仿佛煮熟的鸭子似的飞走了，最后突然成了辜宏的妻子。毫无疑问，这是引起苏教授晚年心头不痛快的一件事，因为我和力翠华确定的恋爱关系，曾给苏教授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一直觉得这是他亲手策划的一件好事。苏教授自己的子女，和他们老夫妻几乎没什么来往，因此年近垂暮的苏教授，大有从我们身上享受天伦之乐的意思。在苏教授的晚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也就只有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了，虽然在学业上，我们远不能让他老人家感到满意，但是有我们这些弟子围绕在左右，毕竟减轻了他的许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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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在我即将留校前夕发生变化的，那一年辜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美国来到我们学校讲学，住在学校新盖的宾馆里。到了80年代中期，学校里的访问学者逐渐多了起来。辜宏是已移民美国的台湾人，当时已快50岁，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对苏教授的学问十分佩服。他此次来大陆的目的，是坚决要拜苏教授为师。对于这次拜师，可以说蓄谋已久，早在一年前，他就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同时也利用苏教授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把已经80岁的苏教授，弄到大洋彼岸去讲了一次学。半个世纪前的苏教授，曾在美国留过学，并且获得过学位，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讲学，虽然只是旧地重游，然而却成为学术界一件意想不到的盛事，因为在美国的汉学界，有好几位资深教授，解放前在国内上大学时，都听过苏教授的课，是苏教授的忠实崇拜者，他们在国外讲学，贩卖的正是苏教授的学问。他们中间不止一个人自称是苏门弟子，上课时言必称苏教授。苏教授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异域美国，竟然还会有那么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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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对这位谦恭的辜宏，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大学里校风日新月异，随着苏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不断追加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赫，他的为人也稍稍跟着有了些变化。首先是架子开始大起来，他再也不是那种只要有人登门求教，就会立刻感到高兴的和蔼老人。对弟子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要求并寄予厚望，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现实，辜宏替苏教授添置了全套日本进口的家用电器，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张提货单上，然后由我们这些在校的弟子踩着三轮货车，去江边的供应站提货。出手阔绰的辜宏，既显示出了我们这些穷弟子的寒酸，又暗示着我们可能有的美好前景。在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辜宏就很郑重其事地许诺，将让我们中间的某个幸运者去美国留学，去攻读他的博士学位。像辜宏这样来自美国的汉学教授，学贯中西显然不容怀疑，然而他的学问究竟高明到了什么地步，老实说我们一直弄不清楚，他的书都是用英文撰写，因为阅读的对象是美国人，他的专著在美国人看来太深奥，中国人读起来又太浅显。他的一本专著已经翻译成了中文，是有关《老子》和《易经》在西方的传播，正文前面有一篇用文言写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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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对这部专著不作任何评价，只是对那篇自序有些微词，他告诫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以后写作绝对不许用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是一种死亡的语言，既然已经死亡了，就不要玩什么借尸还魂的把戏。一个学者可以而且应该精通古文，但是绝对没必要制造新古董蒙人。苏教授的恩师黄侃对白话文一向不屑一顾，可以说他是始终站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对立面上。在苏教授一生中，也许仅有这一点有违师训，他坚决反对用古文写作，坚决反对生产那种半通不通的伪古文。辜宏在大陆一共只待了一个月，这期间，他还去了上海北京以及西安。他在我们学校的宾馆里，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这半个月能向苏教授学到什么，那肯定是骗人的胡话。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活动家，有兴趣的只是拜苏教授为师这件事，看中的是一块招牌，除此之外，就是顺带找个女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中力翠华，也许他觉得自己光成为苏教授的弟子还不过瘾，一定要娶到了苏门的女弟子，才算功德圆满。从一开始，他就对力翠华大献殷勤，送化妆品，请她上高档的馆子，让她做游山玩水的导游。究竟是他追力翠华，还是力翠华追他，对于我来说，将永远是个谜。就那么极短的时间，就那么有限的几次接触，力翠华像演戏一样，突然向我宣布了她的决定。她告诉我，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完了，因为我们之间缺少真正的吸引力。她说，虽然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是相爱了，但是并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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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该有的事，差不多都有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一个字，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我们却从来也没有说过。”力翠华十分平静地说着，她的过分平静影响了我，以至于我也像她一样平静。我奇怪自己在当时为什么激动不起来，我明知故问，明知道她说的那个字是“爱”，故意问她的说是什么。“这个字你没对我说过，我也没对你说过，你说说看，没有了这个关键的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同志关系，是共同学习的同谋，就是一去上图书馆，一起去查资料，然后做那件你一直想做的事。难道你就不觉得应该遗憾？”力翠华又一次犯了书呆子脾气，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归根结底变成一句话，那就是既然我们已不能真正地相互吸引，还不如干脆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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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究竟出什么事了？”我做出有些委屈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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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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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翠华在当时并没有告诉我，她已经决定要嫁给辜宏。她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说过这件事。我无疑还蒙在鼓里，等到我知道的时候，生米早已煮成熟饭，想挽回也不可能。力翠华竟然中途退学，匆匆和辜宏结了婚，毅然去了美国。一切都像是在玩游戏，说变就变。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我一毕业留校，分到了单间的宿舍，两人就去领结婚证书。我们甚至连生小孩的日子也安排妥了，那就是让她理直气壮地挺着大肚子，去参加学位论文的答辩。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带着些书呆子气。为了写论文，我满脑子的六朝人物，力翠华满脑子的李清照，高雅得仿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烟火。我们的确从来没有用到过“爱”这个字眼，不知为什么，一提到“爱”字，我们就觉得它有些俗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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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力翠华已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丝毫也没有显得老，恰恰相反，她的脸色和过去相比，要健康和滋润得多。她的儿子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喜欢坐在地毯上，专心致志地拼装他的玩具，那是一种很高档的玩具，只有从美国来的小孩才玩得起。由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往事，我尽可能避免单独和力翠华在一起，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有机会单独相对。生活中会有许多小插曲，有时候，一不留神，小插曲就反串成了主旋律。看得出，力翠华和辜宏在一起十分幸福，爱情，事业，富裕的生活，像她这样的女文化人所向往的东西，几乎都同时得到了。让我感动的，是力翠华对儿子流露出来的母爱，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自己的小孩，看得出来，她是那样爱她的儿子。爱一时间变得如此具体实在，我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力翠华，我深深地为她的爱所感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当年的确忘却了爱，在恋爱的季节里，我们做的都是和爱没关系的事情，真是太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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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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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六朝人物的状态”。我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由于想法太多，计划过于庞大，事实上到了答辩的时候，我的论文连一半都没有完成，结果只得从其中抽出一部分来应付。谁都知道我是苏教授的高足，是苏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没人愿意站出来挑我的刺，无论是本校的教授副教授，还是从校外聘请的学者，大家都一个劲地说好话。由于我论文中的注释部分远远多于正文，而且有许多都是冷僻的典故，参加答辩的导师们盛赞我的考据功夫，说颇有乃师之风。他们一致认为，我的一条条注释，只要稍加发挥，对上一点水，便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发表。事实上，与其说他们在表扬我，还不如说在恭维苏教授，因为我的论文写作方式，完全是模仿苏教授，当然只是学了一些皮毛，可就是这些皮毛和花拳绣腿，虽然不能像苏教授那样笑傲江湖，但是也足以蒙人了。苏教授在论文答辩到一半的时候才到，大家热烈欢迎，然后安排他坐在一张巨大舒适的沙发上。答辩继续进行，有人提问，我侃侃而谈。苏教授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声不吭，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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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对弟子要求很严，对外却难免护短。弟子有什么不是，他自己可以批评，可以挖苦和嘲笑，然而别人真提出一些意见，打狗不看主人，他的脸上立刻就有些挂不住。大家知道他这脾气，都不敢惹他不高兴，没人愿意和他这么个倔老人斗气找不自在。晚年的苏教授，在系里渐渐地表现出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教授往往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有脸面，像苏教授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不用说是学校里绝无仅有，就是在国内同领域里也罕见。校方这些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塑造着苏教授的权威形象，他被逐渐塑造成为国宝级的新闻人物，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国学大师。“苏抑卮”已成为如雷贯耳的三个字，就连他的弟子也跟着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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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了晚年的苏教授在性格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变化。在一开始，他已经退休在家，孤傲寂寞与世隔绝，乐于教人却没什么人向他请教，每天靠吃一大把药维持生命。那时候，他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只要有人肯虚心地向他求教，只要有人乐意想学点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上一大通话，举出一大堆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例子。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为人师诲人不倦，没有任何大教授的架子。渐渐地，他成了出土文物，成了国宝，仿佛枯死的老树四处发出了新芽。苏教授被越捧越高，越捧越忘乎所以，他开始喜欢热闹，喜欢各种名目的讲座，喜欢被采访，喜欢上电视，喜欢漂亮甚至并不漂亮的女学生。他喜欢听好话，喜欢别人当面吹捧他，晚年所有的毛病，都是越老越天真，越老越像一个小孩。在公开场合，他不仅爱出风头，而且越来越任性，常常让那些当面对他说好话的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越是让他，越是恭维他，他便越得寸进尺，越不知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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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性格的变化，折射出了一种社会风气的变化。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文凭热像病毒性感冒一样到处流行。女孩子谈对象，首选便是大学生，高考成为教育大合唱的指挥棒，所有的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小孩，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上大学成为一条通往成功的独木桥，大家挤在独木桥上，不是把别人挤掉下水，就是自己扑通一下扎下去。进入80年代中期，经商下海大潮如火如荼，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踏进大学校门的热情。和刚恢复高考那一阵相比，人们想上大学的念头有增无减，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加白热化，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风气，已经完全改变。书呆子似的陈景润，再也不可能成为大家效仿的英雄，对于高考刚恢复时期的大学新生来说，进入大学只是苦学生涯刚刚开始，他们失学多年，好不容易又一次逮到了学习机会，仿佛没见过钱的穷人，好不容易发了些小财，很自然地会过分珍惜，不用功也得用功。对于后来那些直接从中学考入大学的佼佼者来说，他们身经百战，过五关斩六将，从题海和没完没了的考试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些人一旦进入大学，像开国功臣一样功成名就，激烈的竞争仿佛已经到了尽头，苦学也就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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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傻想，从恢复高考的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后期，如果大学里的风气一成不变，如果大家始终能像上大学时，或者上大学前，那样用功，那样保持苦学状态，结果又会怎么样。校风真是变了，晚自习时，教室里空荡荡的，熄灯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跑到厕所里去用功。除了想继续考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还稍稍地花死工夫读些死书，现在的大学生远比我们当年潇洒，远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享受生活。他们不仅占着年龄上的优势，而且对社会的认识也比我们成熟，更比我们深刻。他们知道人生很丰富，知道自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知道什么好事都有名额限制，世界上有许多陈景润似的人物，能成为代表的总是极个别。学生和学生不一样，教师与教师也有着严重区别。和苏教授形成尖锐对比的，是那些已经五十出头、直奔六十的中老年教师。这些人一般都是副教授，学校里有一大批，一个比一个寒酸，一个比一个潦倒。他们的工资不高，住房条件极差，家庭负担却特别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他们总有一段距离；和老的相比，他们太年轻，和年轻的相比，他们又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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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曾经非常形象地举过一个例子，说自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各个大学里，像他这样老牌子的名教授，差不多都是硕果仅存。物以稀为贵，越少越值钱，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荣誉，都没人气不服站出来较劲。他们的地位日益提高，与其说社会开始重视他们的知识和学问，还不如说社会开始有意识地推崇他们的身份。他们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良好待遇的典型，成为象征学校实力的花瓶，成为太平盛世里的一个小摆设。人们总是习惯于锦上添花，因为雪中没有那么多的炭可以送，学校里盖了最高规格的教授楼。在苏教授的晚年，他总是不停地折腾，隔几年就搬一次家。尽管苏教授对更高规格的住房没什么要求，但是没人敢僭越住比他还好的房子。只有让苏教授搬进了好房子，别人才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使自己的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劝说苏教授最后一次搬家，差不多成了系里重要的攻关项目，分房小组好话说尽，最后只差跪下来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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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我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博士生导师。早在前两年他就应该是，但是由于他坚决不肯去体检，结果就为这点小别扭活生生耽误了。说起来真好笑，晚年的苏教授经常表现出一种小孩子般的倔强，他常常产生一种很可笑的逆反心理，故意和别人对着干。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博士生导师在正式任命之前，必须经过身体检查这种形式。换句话说，从理论上来讲，一定要有了足够的健康证明，似乎才能担当培养博士的大任。苏教授的晚年，离不开大把地吃药，然而坚决反对去医院，无论别人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说明利害关系，苏教授坚决不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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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要是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偏要相信医生的一纸证明，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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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把前来劝说的系主任，像撵淘气的小孩一样轰走，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我们讲课。苏教授总是十分地陶醉于自己的这种任性。他总是要让我们这些弟子觉得，一个人真有了学问，就有了威风和尊严。谁也没想到会在体检这种小事上动真格，苏教授不让步，博士生导师点就果然批不下来。事情就这么僵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博士点是学校的大事，关系着学校的地位和名声，系领导特别重视。等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系里不想由着苏教授的性子胡闹，玩了个小滑头，也不说是博士生导师体检，只说这次全校的教职员工，不管男女老少，一概都要体检。理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全校突然死了四位中年骨干教师，为了对知识分子的健康负责，学校医院要开展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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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位教师中，最年轻的刚满40岁，最年长的也不过才57岁，由于死亡的时间过于接近，其中还有两位是在学校医院咽的气，当我陪同苏教授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在谈论这些事。很多人都在议论教师待遇问题，议论来议论去，最后都怪死者太玩命，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一位女医生用听诊器给苏教授听着心脏，一边听，一边还在和别人说话，说完了，便在体检表上签字。苏教授十分孩子气地看着女医生，想听明白她说什么，女医生让他看得不好意思，笑着说:“老先生，你再活20年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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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心花怒放，只要是和女性在一起，他的情绪立刻就会好起来。“还能活20年?好，我就再活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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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去外科，一位医生查得十分仔细，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得看。苏教授有些尴尬，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总算弄明白了医生的意思，很不情愿地解着裤带。那用来束腰的进口皮带，平时也没用过，紧急关头却松不开，最后还是我上前帮忙，才把他的裤子解了下来。医生戴上橡皮手套，很认真地检查着苏教授缩得很短的xxxx，然后又捏了捏他的睾丸。苏教授很恼火，差一点要发作。我在一旁想笑，又不敢笑，连忙把头别向另一边。医生检查了前面，又要看肛门，苏教授终于失去了耐心，说:“我不检查了，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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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些不解地看着苏教授。他显然不知道苏教授是什么来头，把脸转向我，那意思是这病人究竟怎么回事。我连忙对医生耳语，向他说明苏教授的身份，以及这次检查的目的，那医生听我说完，也懒得再检查，摘了手套，在表格上飞快地打着钩。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位医生有些眼熟，突然间，我想起当年马路晕倒在半路上的时候，我们将他送到学校医院，正是这位医生负责接待的，他不得要领地检查着，然后让我们送马路去外面的大医院。马路那时候已经苏醒过来，人非常虚弱，我们借了一副担架，正准备走，这位医生又��里��唆地说了一大堆话，一张十分简单的病历，半天都没有填写好，班上有个同学性子急，当时就和他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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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仍然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和我一起离开外科，到了走廊上，他非常生气地说:“所以我不肯来医院，有什么好检查的，多此一举！”好在接下来一切顺利，我有了经验，每到一个地方，先打声招呼，于是一路绿灯下去。体检表交了上去，这最后一道形式完成，苏教授的博导资格很快批了下来。老实说，当时我也有些心动，正好是毕业阶段，系里已经决定安排我留校。苏教授明确向我表示，不希望我考博士生，他觉得既然已经留校，继续跟他学习的条件仍然存在，就没必要读什么博士。苏教授对博士的头衔，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多次向我表示，如果真按照他的愿望，他才不想招什么博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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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的博士点虽然已经设立，然而连续两年，都没有招到博士生。不是没人报名，而是所有的报考者，苏教授全不满意。和挂名招硕士生的情况不一样，苏教授对于招博士生显得过于挑剔，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把考生淘汰掉。有传言说苏教授是想招一个女博士，因为对于每一个女考生的材料，他都表示出不同寻常的兴趣。可惜报考博士的女性太少，就是有，水平又实在太差，差得绝对不可能录取。大家在背后议论，说可惜力翠华嫁人去了美国，她要是还在，这机会无疑便会属于她。到了第三年，系里决定不再由着这个倔老头的性子胡闹。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批下来的博士点，在一定的期限里不招生，就要自动取消这个博士点。好不容易争来的机会，不能随随便便地就失去，苏教授看不上，系里就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代替他把关。由于前两年没有招生，第三年索性跟搞批发似的，一下子招了四个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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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挂名为学生的班主任，这仿佛是留校者的必然选择。中文系给留校的年轻教师，向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给一年级新生上写作课，另一条就是当班主任。再也找不到一所学校，比我所在的这个大学更看轻写作这门课；根据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谁要是在中文系做不出什么学问来，对他的惩罚，就是调到写作教研室去教写作。相形之下，做班主任要比上课容易得多，这次分配给我的，是个收费的作家大专班，我依然用当年的老办法，对学生听之任之。作家班的学生，血液中的盐分要高一些，比正式招生进来的本科生，胆子要大出许多，名士气也更重，几乎都谈不上用功，常常要闹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系里觉得我能力不够，怕出大事，又派了一个行政人员专门监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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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挂名班主任，我的另一份差事，是帮着苏教授整理他的著作。马路的英年早逝，让苏教授一想到心口就隐隐作痛，在所有的苏门弟子中，只有马路是最称职的弟子，也只有马路会最心甘情愿。毫无疑问，如果马路还在，他显然是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虽然苏教授看上去仍然还很健康，然而系里正在为他的身后之事，悄悄作着安排。苏教授也完全明白这层意思，他开始口述自传，让我笔录下来，誊清以后，由他修改，然后再誊清，再改。与口述自传同步的，是他的自订年谱，苏教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还是有许多细节，仍然需要仔细核对。为了核对这些细节，我一次次地跑图书馆资料室，跑历史档案馆查阅文献。苏教授的口述自传和自订年谱，都是要在他死了以后才能问世，因此苏教授特别看重这两部书。为了写好这两部书，苏教授特地让我为他找到新出版的同时代人所撰写的自传，譬如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八十自述》，以及旧版的由王国维门生赵万里编撰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章厥生的《天行草堂主人自订年谱》、梁启超的《三十自述》、钱钟书的叔叔或伯伯钱基厚的《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他的孪生兄弟即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潜庐自传》，还有吴芳吉的《白屋自订年表》等等。有些虽然知道书名，然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到，譬如《叶德辉自订年谱》，譬如姜亮夫先生编的有关章太炎的《章先生年谱》。苏教授有一个野心，想让自己留下来的两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教授想留给后人的，绝不是什么个人私事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他想通过这两部书，写出本世纪的学术思想史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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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我就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由于苏教授对自己做的事情，永远不会满足，他的修改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我们总是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苏教授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里，他谈到了自己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之由来，反复地谈到自己的恩师，然后通过恩师，再往前推移或者向周围扩展，拿自己恩师的学术观点，和同时代的知名学者进行比较。一般性地谈论，和用笔记录下来，有着本质的不同。平常讲课的时候，苏教授口无遮拦，兴之所至，对于前人对于同时代的人，该贬则贬，要骂就骂，然而真正落实成了文字，不得不有所收敛，一收敛，想说的话就打折扣，这样又觉得太不过瘾。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心愿，这就是既要为贤者讳，又要维护真理的严肃性。事实上，苏教授的为贤者讳，只不过是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恩师黄侃身上，对其他的人并不客气，他的文风充满了一种煮酒论英雄的气概，指点江山，嬉笑怒骂，畅所欲言，也许这正是他坚持要在自己死后，才让两部书问世的重要原因。他坚信这两部书会让后人一直喋喋不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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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一向信奉“治学先从继承入手”，所谓“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20世纪的风气，就其大趋势来说，始终都在追求一个“新”字。苏教授受其恩师黄侃的影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新文化中的前辈人物，如陈独秀，如胡适，以及鲁迅和周作人等颇有微词。在新派人士的眼睛里，苏教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遗老遗少似的旧式人物。他自己对别人把他放在旧派的阵营中也从不反感，因为许多被新派人物大骂的顽固派，在苏教授心目中，始终都是有学问的大师。他终生敬仰这些大师，因此情愿跟在他们后面挨骂。有趣的是，苏教授似乎情愿自己落伍，情愿自己不合潮流，在做学问的几十年里，他骂不还口，懒得和别人斗嘴吵架，从一开始，他坚持的原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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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生于1905年，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官僚，当过两江总督一类的大官。在和苏教授接触的过程中，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这就是他对于门第颇有些讲究。他很在乎弟子的家庭出身，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教养。苏教授的父亲是大清政府和民国初期的外交官员，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长年出使在欧美。苏教授自童年起，在中西文化方面，就打好了十分坚实的基础。那时候，像苏教授这样的人家，教师都是请到家里来教的。最初替苏教授启蒙的是一位姓宋的先生，当时苏教授才三岁，学的是《论语》，每次讲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早在童年时期，苏教授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到五岁的时候，读古诗，竟然能过目不忘，其祖父不相信，当场进行测试，结果老人家感叹不已，对这个孙子刮目相待，居然乐滋滋地亲自教苏教授作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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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神话，就是他过人的学习外语能力。最初教苏教授英文的，是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这人几乎不会说什么中国话，那时候苏教授大约7岁。苏教授的父亲长年留洋，娶的一个姨太太在国外待久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位姨太太自己没有生育，于是视苏教授如己出，因此在一开始，苏教授就等于有了两位英文教师。在民国初年，苏教授的父亲一度赋闲在家，经常有些相识的洋人前来做客，他自己虽然在国外待了许多年，洋文却不过关，除了些日常用语，其他的要靠姨太太在一旁当翻译。苏教授屡屡被放在这样的场合里进行锻炼，小孩子没什么顾忌，也不知道难为情，对话的能力神速进展。到13岁的时候，苏教授被送往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中学，他和那些在华的洋人子弟一起读书，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他不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文，而且已经开始学习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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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助苏教授撰写自传，我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我知道了自传和年谱这两部书之外的很多事情。苏教授年轻时的学习条件，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与其相比。我们今天常讲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其实苏教授小时候，学习的负担又何曾轻松过。那时候没什么重点中学，上大学只要有银子就行，苏教授一生和清贫无缘，他常说自己的学问，都是用白花花的现大洋堆出来的。苏教授从小就习惯于自己被当做神童，他所处的环境，让他除了不停地学习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以干。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时，苏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学了洋文，忘了祖宗的遗训，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请了位遗老教古文做法，每周法定要听两次课。四年以后，苏教授中学尚未毕业，遵父亲的指示，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旁听，很快转为正式学生，然后又去了哈佛，受教于该校当时著名的学者白璧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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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六年，然后又去欧洲周游了两年，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八年后他回到中国，从一个游学的公子哥儿，摇身一变，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讲授英文文法。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成为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黄侃先生的私淑弟子。早在出国前，苏教授就听说过黄侃的鼎鼎大名，那时候他的年岁还小，苦于没有机会结识，现在终于遂了心愿，并且十分后悔自己去国外浪费了八年时间。一位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为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战胜。虽然苏教授追随在黄侃先生左右，也就四年多的时间，然而这四年多的学习生涯，奠定了此后一生的努力方向。他对训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几十年一以贯之，在这门学科方面，深得恩师黄侃的真传。黄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据说在晚年的弟子中，苏教授是侍奉老师最殷勤的一位，他当时不仅每日登门求教，而且亲自过问黄侃的生活起居。黄侃先生嗜酒，名士气很重，他的逝世和伤酒有关，苏教授力劝老师戒酒不成，每逢喝酒总在一旁把关，不让他多喝，为此屡被责骂，有时甚至当众被黄侃轰走，然而下一次酒宴上，苏教授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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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苏教授一直以博学卓识著名。在1952年以前，他始终是外语系教授，除了英文文法，开授的课程还有莎士比亚导读、英国诗歌、西方哲学的演变等等。很难说什么是苏教授的真正特长，外文系没人敢怀疑他的英文有任何问题，中文系的教授也从来不敢小觑他的国学，因为事实上，他厚实的国学基础，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逊色。人们敢说他的恩师黄侃保守、顽固，却很少用同样的词汇攻击他。人们常说，苏教授所以胆敢不趋“新”，不靠贩卖“新”的时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他在国外期间见惯了太多的“新”有关。温故而知新，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旧，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理解新。苏教授这一生中，似乎只对做旧学问有兴趣，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执着于死啃书本的学者，有关他如何用功苦读的故事，有很多生动的版本。譬如在抗战期间，他就住在图书馆楼上，在书堆里搭一个铺，每周至多下一次楼去讲课，连续有两年，吃饭用厕甚至敌机轰炸，都坚决不离开一步。天才常常是通过勤奋体现出来，学问之外的事情，很少有能让他动心的。苏教授不止一次拒绝担任系主任，无论是在外语系，还是后来在中文系，他对涉足官场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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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是在抗战前夕，他担任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校长助理。说来很可笑，苏教授对于官僚，从来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对于仅比自己大了八岁的罗家伦却很推崇。有很多理由都应该让苏教授不喜欢罗家伦，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曾先后留学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和苏教授一样，也在欧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就读过。在历史教科书上，罗家伦被称之为国民党的政客，最后好像是客死在台湾，然而苏教授对他却从无贬词。苏教授始终认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办一所好大学的校长。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所开设的学科、学生和教职员人数，以及年度经费，都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大学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罗家伦的野心，是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日本的东京大学，他的雄伟计划，不仅打动了对仕途不感兴趣的苏教授，而且让当时还很年轻的苏教授立刻走马上任，为实现这一理想奔走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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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校长助理的苏教授，为罗家伦贡献的第一个良策，就是将中央大学从市中心迁移出去。因为当时的校本部面积，只有300亩，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参照国外的名牌大学，中央大学若想发展，必须从城市中突围，搬到空旷的郊区去。罗家伦十分重视苏教授的观点，让他率人立刻踏勘南京四郊，最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这一带风光明媚，在二水三山之间，北面遥望紫金山，南面是当年岳飞大胜金兵的牛首山，东南面则是名为方山的一死火山，登高可西眺长江，又有秦淮河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山抱水环，充满了灵气。罗家伦对这一选择十分满意，新校址初次征收土地就有8000亩，并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国内建筑方面的顶尖人才设计，可惜这庞大宏伟的计划，刚动工两个月，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迁新校址的计划也因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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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又恢复了做学问，他常说八年抗战，是自己当教授以后，面壁读书的第一个最佳时期，他所在的大学一路颠沛流离，西迁到了重庆。很多人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开始感到读书再也没什么用处，有的热血青年当兵去了，有的在鬼混，还有的去做买卖，剩下的也不肯太用功。苏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这就是打仗乃是国军的事情，大学师生最好的抗日，就是埋头做学问，把学问做好，力争让自己的学校水平，超过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能超过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大学里的笑柄，进步学生一提到他，就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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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1952年高等院校大调整时，调到了中文系。据说当时外语系希望他走，中文系又不想要，弄得他很尴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教授以窝囊闻名，他之所以没有在历次运动中吃什么苦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自从解放以后，一直老老实实，善于伪装，善于夹着尾巴做人。很多和苏教授共过事的人都觉得奇怪，一向城府很深的苏抑卮，怎么到了晚年，突然恃才傲物忘乎所以，突然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1949年以后，苏教授就没摆过什么教授的架子，他显得与世无争，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像万金油一样被学校安排来安排去。在大家的印象中，再也没有比苏教授更容易摆布的教授，在过去的多少年里，总是组织上要他做什么，就乖乖地绝无怨言地做什么，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大家都知道他学问很大，但是他永远给人留下虚心的印象。大智若愚，他仿佛已经修行修到了家，一方面，深厚的学问功底，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学问之外的事情一概糊涂，什么都不关心。他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永远唱低调，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学问，对任何人都尽量保持着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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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苏教授历史书读得多的缘故，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苏教授差不多都是顺利过关。他总结自己的经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和苏教授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中文系另一位著名的老教授莫国康，莫教授是楚辞专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运动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差一点成为国大代表，然而大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他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解放后，莫教授成为中文系第一位参加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反胡风时又是第一个写文章口诛笔伐，1957年反“右”前夕，因为公开地反对苏联老大哥，于是第一个被打成“右”派。莫教授一生不甘寂寞，他相信适者生存，习惯于顺变，结果他的一生果真也就十分地不寂寞。他保持着中文系许多第一名的记录，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第一个摘帽,“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第一个戴高帽子游街，第一个挨揍，然后又是第一个被解放，第一个被结合进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莫教授第一个跳出来骂孔老二，他的文章因为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而名震遐迩。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又是他第一个拄着拐杖赶到中文系，让学生赶快上街游行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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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莫教授这样的人，竟然会是苏教授终生甚至唯一的好友。莫教授是我进入大学的那一年过世的，曾见过一次面，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生得矮矮胖胖，走路要人扶，和新生见面时，好像已无话可说。老先生的口碑显然不太好，大家谈起他来，话都有些不太好听。莫教授有一个绰号叫“奶油老生”，那意思是他太爱出风头，很多举动都有些演戏的味道，是个典型的风派人物。在过去的岁月中，莫教授虽然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越，是当仁不让的专家，然而在做人上留下了许多把柄。很难想象，一个对政治过于热心、成天想着顺应时代变化的莫教授，怎么能和一个对政治极度漠视、不管风云如何变化我自岿然不动的苏教授成为莫逆之交。这两个人的性格反差如此巨大，南辕北辙，怎么也不应该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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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教授的自传中，屡屡提到了莫教授这个人。莫教授是社会的晴雨表，他的一举一动，或上或下的沉浮，十分精确地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他是研究楚辞出身，国内屈指可数的研究《离骚》的专家，受屈原大夫的影响，时时刻刻都想着尽忠报国。苏教授曾经带着很刻薄的口气，调侃过他的老友，说莫教授这一生中，几次想跳汨罗江都没跳成。莫教授太容易表态，而且难免自作聪明，屡屡做一些过头的事情，因此常常失去人格。在莫教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进步的参照下，苏教授显得保守和落后，显得顽固和不开化，学校的师生说不上喜欢他，但也说不上恨他。政治觉悟太低，有时候反而能成为行之有效的保护色，政治运动一来，苏教授自然而然地便处于接受教育的小学生地位，他好像什么也不明白，好像什么都得重新学习。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上，让任何人在他面前，都能产生出一种优越感。他总是以自己的无知，去获得别人的同情，总是以自己的幼稚可笑，去放松别人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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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张批判莫教授的大字报，顺带说到苏教授，把苏教授说成是隐藏在幕后的老狐狸。这是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写的，说苏教授总是躲在莫教授身后出谋划策，煽阴风点毒火。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大家都是坏人，无一幸免。莫教授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因为忍受不了污辱，差一点跳楼自杀。苏教授不过是跟着沾光，他受到的那点冲击，和旁人比起来小巫见大巫，根本算不了什么。苏教授淹没在那些被打倒了又踩上一只脚的人群中，几乎感受不到太大的压力，别人的罪行一个个都太严重，比较起来他仿佛就没有罪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是一片海洋，有一天，苏教授终于走出书斋，像有经验的老校对寻找错别字一样，非常认真地在大字报上寻找着和自己有关系的字句。最让他满意的，还是这段有关“老狐狸”的文字，事隔多少年以后，苏教授对我重新提到这个比喻，仍然按捺不住一种搔到痒处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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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认为他完全有资格称得上老谋深算，生姜永远老的辣。《韩非子?喻老》上有:“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鸣必惊人。”《史记?滑稽列传》也说过:“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自从抗战爆发以后，苏教授这只老鸟，不飞不鸣足足有四十多年，一直快到80岁才真正出山。在晚年写自传的时候，苏教授总结人生经验，对自己四十多年来能保持沉默，尤其是在解放后的30年里韬光养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不是有大志者，绝对做不到这一点。30年的沉默，使他有了绝对平静的心态，沉默既是能够潜心做学问的保证，又是躲避政治风雨延年益寿的秘方。事实证明，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是真英雄，谁熬得住，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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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苏教授和莫教授，所以能够成为莫逆之交，和莫教授从来不把他们之间私人谈话的秘密泄露出去有关。在50年代，苏教授在莫教授家长期包伙，因为那时候他是单身一个人，几乎成为莫教授家庭的正式成员。当时的中文系里，还有好几位全国知名的老教授，他们和苏教授的恩师黄侃是一辈的，和这些老教授相比，苏教授显得有些年轻，但是由于苏教授雄厚的学术功底，中文系最牛气的老教授也不敢小觑他。莫教授似乎是苏教授唯一可以说说话的人，论年龄，莫教授要比他大四五岁，论资格，莫教授被聘为教授，却又要迟了四五年。性格上的差异往往能够互补，人们会成为好朋友，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性格接近，而是由于恰恰相反。据说苏教授和莫教授之间无话不谈，在莫教授的小饭厅里，莫教授口无遮拦，苏教授也不再保持沉默。他们在这喝酒，说古说今，借古讽今，一顿饭总是要吃好几个小时。由于莫教授好激动，爱出头，动不动就要跳出来，却又缺少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说苏教授躲在莫教授身后出谋划策，出馊主意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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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初期，莫教授和苏教授曾经一起学过俄语。在学外语方面，他远没有苏教授的灵气，苏教授精通英语法语德语，除此之外能掌握的还有西班牙语和世界语。学俄语几乎成为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一场政治运动，苏教授不仅借那个机会掌握了俄语，而且还顺带学会了捷克语。而莫教授因为在学俄语方面一无进展，睡不着觉怪床歪，对苏联老大哥因此也牢骚满腹。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开始攻击苏联现行制度的种种不是，对学校里敬若神明的苏联专家也嗤之以鼻。莫教授的特点，是有话就要说，绝对舍不得烂在肚子里。他的嘴上没有锁，脑子里少根弦，有些什么糊涂想法，迫不及待一定要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好在他从来不把苏教授牵连进去，出什么事捅什么纰漏，都是好汉做事一个人承担。可笑的是，他自恃思想觉悟要比苏教授高，总觉得自己是党员，看问题自然就会比苏教授深刻。每次政治运动来临，莫教授都会错误地估计形势，他永远分不清小饭厅和大众场合的区别，必定忍不住要乱说。结果就只能是在事后一再后悔，后悔没听苏教授的劝，后悔自己又一次地说漏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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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共14年，苏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自己埋头做学问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这段时间里，很多从事文科教研的人，受到突出政治的干扰，都没办法按照原来的路子继续研究。有的人放弃，有的人投机，只有苏教授像苦读的大学生一样孜孜不倦。由于具有什么样的学问都能做的特殊本事，即使在后来最左的年头里，他还能给外语系的学生，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给中文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开办法家代表作品今译的讲座。对于苏教授来说，没有不能利用的时间，哪怕是僵硬的政治学习。他总结自己和莫教授在人生态度方面的最大差别，一个是以进为退，一个是以退为进，目的都是为了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的方法。从一开始，他们就都感觉到了自己的落伍，无论进或者退，都不是目的，都只是手段。他们的步伐已经踏不上时代的节拍，于是都想用自己的办法，寻找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莫教授的沉浮相比，频繁的政治运动，没有过多地干扰苏教授近乎封闭的学术研究，恰恰相反，反倒提供了一个苦心潜读的机会。既然能凑合着做学问就是苏教授最大的乐趣，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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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一直错误认为，在苏教授这样的老头子身上，一定会有一大堆了不得的爱情故事。他年轻时期风流倜傥，这一点不容怀疑，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好色。苏教授对女性的偏爱非常外露，总是一见到女人，眼睛就滴溜溜发亮。他不是不想掩饰自己的这种偏好，事实是狐狸的尾巴实在太长，他根本掩饰不了。在自传中，苏教授十分坦然地承认自己有贾宝玉癖，所谓寡人有疾，疾在好色。然而苏教授引以为庆幸的，是自己好色而不淫。当然，此处的“淫”，不是它的原义“过分”，而是它的引申义“淫乱”。好色而不失分寸，发乎情止乎礼，这是苏教授的为人原则。苏教授对自己的男女关系，出人意料地坦白。这一点他似乎是受了西方大作家的影响，觉得自传如果不真实，犹如亵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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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的好色，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泛爱，这种爱是剔除了肉欲的，和性爱没什么关系。据说多少年来，苏教授对莫教授年轻貌美的太太吴美秋，一直情意绵绵，他之所以坚持在莫教授家搭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天天见莫太太几眼。莫家上下无不知道他的用心，都知道他的毛病，因此从来没人和他认真计较。不仅莫教授莫太太没当回事，甚至莫教授的子女也习惯当自然，有时竟然会拿这种微妙关系，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有一段时候，苏教授得了什么小病，莫太太便亲自做了藕粉送去慰问，藕粉是苏教授的喜爱之物，是最好的灵丹妙药。苏教授告诉我，由于他当时是单身，莫教授夫妇一度曾十分热心地为苏教授做媒。在50年代中，不止一位女士对苏教授动过心，有年轻的女学生，也有在资料馆工作的小寡妇，但是只要是一动真格的，苏教授便吓得逃之夭夭。那时候，鳏居的苏教授已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他对于再婚充满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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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教授的自传和自订年谱已经粗具雏形的时候，他忽然决定把两部书合二为一，变成一本书。他为这本书取名叫“河西草堂随年录”，并毅然决定把原来已经记录下来的很多个人隐私，作了大量的删节。苏教授忽然意识到，个人的私事并不足以传世，过多的生活细节描写，反而会因文害义，损害了学术思想的阐述。事实上，在苏教授的生平中，并没有太多风花雪月的故事，值得记录在案，对于他来说，不成功的婚姻困扰了他的一生。作为一名追随在晚年苏教授身边的弟子，我有机会知道了许多他从不愿意对别人流露的秘密。这些秘密是苏教授曾经拥有过的生活的一部分，知道了这些秘密，对于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也许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苏教授这个人，这些秘密却又是绕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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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是在回国的那一年，和李斯蔷女士完婚的。李斯蔷和苏教授同年，在国内等候苏教授许多年，当时就算是老姑娘。虽然那时候新思想已经十分流行，然而像苏教授那样的家庭，婚姻仍然还是遵循旧例，首先双方家庭背景要仿佛，老人们互相中意，一切都定下来以后，再通知两个小辈。苏教授17岁出国，这门婚事是他在国外时定的，他看见照片上的姑娘还算漂亮，糊里糊涂就答应下来，并断断续续给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开始似乎没什么太大的不好，都是到岁数的人了，就等着男婚女嫁，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结了婚以后再恋爱。李斯蔷也是大学毕业，和孪生妹妹李斯薇同时在北京女师大读书，苏教授回国时，李斯蔷大学已毕业，正在一所女子中学教书，苏教授既然回国，于是就赶快结婚，婚后不久有了身孕，李斯蔷从此辞了工作在家当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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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的婚姻很不圆满，前后一共有三个小孩，三个小孩忍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谐气氛，都是很早就独立，一走上工作岗位，然后再也不愿意和苏教授夫妇来往。几乎所有的苏门子弟，都知道苏教授夫妇之间的不和谐。苏教授曾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他一生中只和两个女人有过那种关系，这两个人就是自己的太太李斯蔷，以及他的小姨子李斯薇。李斯蔷和李斯薇虽然是孪生姐妹，性格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一个性格内向保守，另一个性格热情奔放。由于苏教授在国外留学耽误了婚期，因此当苏教授结婚的时候，孪生姐妹中的妹妹李斯薇已经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在婚礼上，做妹妹的对姐姐处处表现出过分的关照。作为过来人，她不仅教姐姐如何对待新婚第一夜的恐慌，而且还细腻地描绘自己曾经有过的深切感受。从一开始，李斯薇和苏教授关系就过于亲密，姐夫长姐夫短地缠着苏教授，李斯蔷越是不高兴，她的玩笑就越是开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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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多久，苏教授就发现自己和小姨子之间，并不只是在开玩笑。这是个阴差阳错的故事，苏教授十分惊奇地发现，李斯薇和李斯蔷有非常接近的饮食习惯，在对旁人的态度上，她们总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然而孪生姐妹之间，却又是天敌。她们永远要相互作对，没完没了地拆对方的台。李斯薇走了一条和姐姐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斯蔷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李斯薇则要求进步，和共产党的一些头面人物都熟悉，抗战期间，她一度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工作，并秘密参加党组织。解放后，李斯薇成了一名司局级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调到南京，在省委的一个机关里当领导。她长期和苏教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据说在50年代末，还专程到学校来看过一次苏教授，说话很带有一些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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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和李斯薇初次越轨，是在苏教授担任罗家伦的校长秘书期间。他领着她坐一辆1936年出厂的奥斯汀小汽车，奔驰在南京郊区的土路上。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地形考察，当时李斯蔷刚生了第二个女儿，正在坐月子，对丈夫产生的异心没有任何察觉。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秀丽的风光加上李斯薇的热情奔放，苏教授的头脑也开始发热，他们像情侣一样陶醉在山水之间，最后竟然十分冲动地去开了旅馆。事后，两人山盟海誓，相约各自回家离婚，重建恩爱家庭。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如漆似胶的日子。苏教授遵守诺言，开始了艰难和漫长的离婚道路，直到八年抗战结束，李斯蔷才最后答应签字离婚。苏教授和李斯薇在抗战初期分手时曾郑重相约，两人不离婚不再见面，但是等到苏教授真离了婚的时候，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李斯薇和自己的丈夫已重归于好，两人一起去了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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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蔷就是我们后来所见的李老太太。倔强的李老太太在1945年的年底，与苏教授正式签字离婚，又在1962年春天复婚，中间整整相隔了17年。这17年，李斯蔷和丈夫藕断丝连，仍然靠苏教授养着。苏教授每个月领了薪水，所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匆匆赶到前妻李斯蔷那里，毕恭毕敬一言不发，缴清了赡养费，然后掉头就走。无论是在初结婚的日子里，还是后来将近8年的分居，17年的离婚期，以及再后来复婚，直到最后走完一生的路，他们中间的对话，都是少得不能再少。不是冤家不碰头，李斯蔷和苏教授之间的敌对，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苏教授最小的女儿，生于他们正式离婚的5个月以后，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意外，它意味两人的婚姻关系，刚有一些改善的苗头，就立刻迅速恶化。自从苏教授和小姨子通奸的丑闻传开以后，李斯蔷与苏教授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改善过关系。他们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障碍，无论是在离婚前，还是在复婚以后，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地和解。一开始，李斯蔷以拒绝离婚来和苏教授作对，最后当离婚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又突然改变了不同意离婚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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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为苏教授夫妇的复婚出过力。人们总是先去征求李斯蔷的意见，她和三个小孩子都同意了，再来做苏教授的工作。苏教授对于复婚一直抱着坚决的反对态度，最激烈的时候，谁若是敢对他提“复婚”二字，他便毫不犹豫地断绝和谁的来往。事实上，苏教授对小姨子李斯薇，仍然存在着眷恋之情，她才是他一生所真正钟爱的女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教授还向我偷偷地流露，想见一见这位仍然健在的老妇人。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李斯薇的丈夫在60年代初期逝世，此后一直没有再嫁过。据说这位当年热情洋溢的女子，现在已成为一个很左的老太太，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着实吃了一些苦头，然而在后期，又以善于整人而闻名。她自己既是被迫害的对象，同时也狠狠地迫害过别人，因此苏教授听到的，都是关于她为人不怎么样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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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其中“饮食”二字，又要比男女重要得多。苏教授十分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复婚是犯了非常愚蠢的错误，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让步。他承认完全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才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复婚这条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人都在饿肚子，这样特殊的年头里，大家也只能自顾自，苏教授似乎已不太合适继续在莫教授家搭伙。莫教授家小孩子多，为了节省口粮，甚至已经将家中的保姆辞去。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苏教授向我强调复婚的动机，一再声明不是为了男女，因为他自觉心如枯井，对男人的基本欲望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关键的问题和问题的关键，是他总不能亲自做饭。学校食堂的伙食，糟糕到了几乎不能下咽的地步，偏偏苏教授自小娇生惯养，是那种在吃上面绝对不能马虎的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据他自己坦白，他之所以对莫教授夫人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莫太太的菜烧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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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蔷不是第一流的烹调师，但是做的红烧肉却是异常地好吃。有一次，苏教授去送赡养费，厨房里的红烧肉的香味，引诱他留下来吃了一顿饭，正是这顿大快朵颐的午餐，动摇了苏教授坚决不复婚的念头。17年前，正是抗战结束前夕，也是去付赡养费，也是一顿准备好的美味佳肴，苏教授方寸大乱，结果李斯蔷怀上第三个小孩。现在，苏教授17岁的小女儿，已经离家去了边疆，只剩下李斯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家，她显然有意识地又一次为苏教授准备好了鸿门宴，不过这次不是宴请刘邦，而是反过来宴请项羽。红烧肉的扑鼻香味，再次让苏教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他仍然不能忘情于李斯薇，尽管他得到风声，说李斯薇的丈夫已经病入膏肓，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但是红烧肉的巨大诱惑，让久已不知肉滋味的苏教授，不再犹豫地选择了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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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婚以后的苏教授夫妇，仍然处在尖锐的敌对状态。他们貌合神离，同住在一套公寓里，像两个无话可说的陌生人，二十多年如一日。他们的子女从来不和他们来往，一离开学校的大门，这三个孩子的共同选择，就是离开南京，然后最好永远也不再回来。他们不喜欢自小就抛弃他们的父亲，对一手把他们带大的母亲，也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的性格都有些怪僻，既不和父母往来，互相之间也不联系。离开家庭以后的唯一一次聚会，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赶来参加苏教授的葬礼，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一个人乐意留下来陪伴老母亲。最后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在最后真正达成谅解的，反倒是李斯蔷和李斯薇这对孪生姐妹。这两个昔日的冤家，这两个已经八十多岁的孤老太太，带着对对方的好奇心，跟玩似的来往了几次，临了便共同请了一个保姆，在苏教授留下的公寓里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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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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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一向反对别人说他不关心政治，他反复强调自己对政治从来就有热情，而且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每个人对政治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态度，苏教授认为，学问归根结蒂，也是一种政治。在谈到师承关系的时候，苏教授一再向我强调他的先师和先太师的革命伟绩。先太师章太炎的辉煌经历不用多说，谁都知道他是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至于苏教授的恩师黄侃先生，早在1906年，也就是辛亥首义的前五年，就投身于反对种族压迫的民族革命，是湖北著名的革命党人之一，后来的许多国民党元老，都是他当年一起革命的战友。苏教授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黄侃的一名学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判了死刑。黄侃通过自己的老友居正，硬是将其保释了出来，居正曾当过司法院院长，也算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当时的情形很紧张，苏教授陪同黄侃来到居正的寓所，时间已是晚上10点多，听说居正还在办公室，他们连忙赶到司法院，正好遇上准备下班回家的居正。由于黄侃的干涉，居正不得亲自出面说情，那名学生终于获救，而其他一起被抓的人，三天以后统统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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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和黄侃在所投身的革命成功以后，抱着功成身退的态度，都没有进入官场。他们没有躺在革命的功劳簿上，而是把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做学问上，这也是后人对他们十分敬重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像社会需要不断革命一样，学术思想同样企盼着革命。苏教授一向以自己是黄侃的忠实弟子自称，是章黄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进行革命的继承人。在《河西草堂随年录》中，苏教授对别人把他誉为“国学大师”很不以为然。按照苏教授的观点，人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在章黄之后，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师，后人所做的事情，只是在章黄指出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深入。国学的提法从来就有自说自话的味道，人们总是习惯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加上“国”字号的头衔以示威风，譬如称京戏为国剧，称乒乓球为国球，称民族音乐为国乐，称武术为国术，其实章黄二师从来就不喜欢“国学”这两个字，因为国学压根就是外来语，是上个世纪末，从日本归来的一些留学生胡乱翻译的，所谓国学就是日本人讲的“支那学”，准确地说叫“中国学术”。中国学术瀚如烟海，章太炎和黄侃作为一代大师，博学过人，也不过是在其中某一个领域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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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谈到自己的学术理想时，曾表示他想尽最大的可能，打通古今中外学问的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在前辈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开创一代前所未有的学风。事实上，苏教授在治学上，言和行有着严重的不一致，一方面，他总是强调循规蹈矩的师承，一字一句都要有来历，所谓“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另一方面，他更喜欢天马行空，屡屡好说前人不曾说过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受恩师的影响，苏教授谈到胡适时，常常流露出不屑一顾，然而他的治学方法，往往和胡适的提倡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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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教授过84岁生日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的春天，苏教授重回中文系8年以后，学校里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活动，既为苏教授祝寿，同时庆贺他的执教生涯60年。苏教授十分兴奋，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曾像一名隐士一样生活着，然而晚年的苏教授从来不反对热闹。活动以研讨会的名义进行，苏教授被安排住进了学校的宾馆，在一个接一个的庆祝活动里露脸。差不多所有能沾上边的弟子，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祝贺电报像雪片一样纷飞。校方为了配合庆祝活动，安排了一系列的讲座，分别由苏教授的弟子讲授。我分配到的讲题是“苏抑卮教授的治学方法及他在国学研究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话题，大而无当。我所面对的听众，大都是来自文科各系的本科生，和他们对话，深不得，也浅不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只是觉得好玩，只是来凑热闹，对我所说的什么“小学”知识，什么“古文”和“今文”，不仅没有任何兴趣，而且看上去也确实没有多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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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冤枉还在于苏教授认为我不应该开这样的讲座，他觉得我至多知道一些皮毛，并且在公开场合吹捧自己的导师，有些肉麻当有趣。我没办法向他解释自己是遵命之举，因为苏教授的脾气，是越解释越不高兴。不久前，学校出版社以苏教授做顾问的名义，编辑了一套“国学大师小丛书”，重点介绍本世纪在国学研究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专家，苏教授对这套丛书采取了顾而不问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忽然听说丛书中收了某某的著作，此人在苏教授眼中，向来是不学无术，他立刻让我去出版社声明，取消他的顾问头衔。这时候，丛书已经在印刷之中，一时间很狼狈，双方僵持着都不肯让步。最后，苏教授把他的不满，统统发泄到了我们做弟子的身上，他觉得是我们这些弟子把关不严，害得他被别人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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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晚年，一再表明自己不愿被别人利用。他常常向我们这些弟子表示，他的心里其实很明白，他明白别人总是在利用他。整个庆祝活动期间，苏教授一直处在高度的兴奋当中，他毕竟已经84岁了，没人想到他会突然出意外，没人会想到好端端的喜事，会突然逆转变成丧事。大家都被他的超常状态所蒙蔽，在一次接一次的宴会上，苏教授的胃口奇好，甚至比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要强。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苏教授显然是饿狠了，这说明身为教授夫人的李老太太，对家庭的烹饪，肯定十分简单和马虎。只要想一想李老太太板着的那张脸，不难想象她平时是怎么对待苏教授的。在整个庆祝活动中，苏教授的食量显得惊人，不仅能喝酒，而且能吃菜，能吃荤菜。在庆祝活动结束前夕，苏教授终于闹了肠胃炎，没有人太当回事，谁吃多了都会不自在，何况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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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出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我们几个同届的弟子，正聚在他房间里闲聊。有一位弟子两年前下海经商，大获成功，成了腰缠几百万的大款，这次庆祝活动有一大笔钱，就是他赞助的。人有了钱，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他大谈商战中的尔虞我诈，仿佛在说天方夜谭中的故事，说得我们一个个都很吃惊，也很佩服。苏教授同样饶有兴致地听着，突然起身，进了卫生间，一坐在马桶上，从此就没有站起来过。我们等了许久，不见他出来，到卫生间门口冲里面喊也没声音，推门一看，他已经屁股朝天，跌倒在地上，正在抽搐。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赶快接氧气，然后是灌肠，然后是这样那样的抢救。校长很快也赶来了，除了校长，还有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系领导。我们几个像审贼一样地被反复讯问，没人想到事情一下子会这么严重，苏教授说不行就不行，突然有一个人得到消息，说苏教授咽气了，然后这消息就迅速地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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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在晚年的苏教授身边，一直扮演着跑腿的角色，我是“苏抑卮教授教学生涯六十年学术研讨会”会务组成员，苏教授突然逝世，我又成为苏抑卮教授治丧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为了筹办研讨会，我已经整整忙了一个月，这件事尚未结束，一系列新的事情又开始了。我不得不和李老太太打交道，在过去的11年中，虽然常常和这位老太太见面，然而我和她之间，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一百句。每次见面时我都是喊一声“李先生”，这是苏门弟子约定俗成的统一称呼，既然我们叫苏教授是苏先生，对李老太太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称呼。事实上，无论我们喊她什么，她从来都不理睬我们。我不能说苏教授逝世了，李老太太没有任何悲哀，但是我也不能说她真的有什么悲哀。我向她提了许多问题，她回答我的永远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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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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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和苏教授的三个子女联系上，他们总算都答应来，然而仿佛事先统一过口径一样，在电话里一致表示，他们说走就要走，绝不耽搁。在通知我去接他们的班次时，他们让我替他们事先买好回程票。对苏教授的遗产，三个子女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遗产，应该归他们的母亲。至于苏教授留下的手稿，应该由学校安排处理，他们对这些东西隔行如隔山，看不出多少价值所在。让治丧委员会感到尴尬的，是苏教授的三个子女竟然不曾表示一点谢意，在追悼会上也拒绝代表家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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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的葬礼可以称得上辉煌。学校里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仅仅是对照名单上的名字在花圈上写小挽联，就把我们这些跑腿的年轻弟子忙得死去活来。花圈多得放不下，最后只好把差不多的人合并同类项，都挤到同一个花圈上。大幅的挽联也特别多，都是有身份的人撰写的，都得挂在醒目的地方。苏教授这些年来名声越来越响，几乎所有从这所学校文科出去的学生，都可以沾光算做弟子，因此送花圈和挽联的，不仅有省一级的领导，还有来自北京的重要官员。要说做教授最露脸，也就是在追悼会上，因为只有在这时候，才能体现出桃李满天下的丰收盛况，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显现出教书育人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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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在下午3点钟进行，我们上午10点不到，就赶到火葬场布置会场。追悼会结束以后，我们又是最后才走。我们将苏教授一直送到焚尸炉前，看着工作人员把尸体放进炉子，合上了电闸，然后仿佛听到了火苗的呼呼声。这时候，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工作人员纷纷拿着换洗衣服和肥皂盒去洗澡，很快洗好了，又一个接一个地哼着流行歌曲，焕然一新地回来，梳头抹香，做着下班前的准备。看见我们还不离开，一位穿一身黑衣服的女工作人员，让我们赶快回去，让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取骨灰。她告诉我们，能轮到每天最后一炉，也是一种待遇，因为尸体将在焚尸炉里放一夜，这样有助于彻底的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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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苏教授的弟子们，在学校的宾馆里进行最后的聚餐，吃完了，又去力翠华的房间聊天。力翠华夫妇住的是个套间，是学校宾馆里最豪华的房间，我们聊天的时候，学校的一名副校长为互访的事，赶来看望辜宏，于是大家分开来谈话，各谈各的。我们这些苏门弟子能谈论的话题，也无非是这些年校风的变化，大家都带着些伤感，同时又有些骄傲，回忆起当年刻苦用功的情景。好汉不提当年勇，往事已不再，我们这一茬人，上大学时就不年轻，转眼又是11年过去了，如今各自结婚成家，为人父或人母，响当当的立业却一个也谈不上。实在没什么可以夸耀的，能谈的也就是当年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怎么样。说来说去，无非是今不如昔的老话。苏教授在我们的年纪，已经做了许多年的教授，而且名声赫赫，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只是刚刚评上讲师，或者刚刚评上相当于讲师的职称。11年以前，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想成为陈景润似的人物，现在没有一个人实现了理想，大家对陈景润也已经忘得差不多。此一时，彼一时，科学的春天也该结束了，人类历史千变万化，不能老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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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真轮到我说话的机会并不多。我不想成为九斤老太，倚老卖老地大发感叹，跟着说一代不如一代。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这一代人不如苏教授，后面的一代自然会比我们强，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方式挥霍青春，用不着我们老气横秋地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大学生可以死读书，也可以逃学，可以躲在寝室里打麻将，可以在草地上胡乱扔下避孕套。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应该自己明白怎么回事，自己不明白，别人怎么说也仍然不明白。既然我们的脑子里想的，已经不只是读书这一件事，就用不着去要求别人怎么做。看不到前途，永远是一个站不住的借口，因为即使是能看到的光明前途，未必就是真的前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才能显出人生的丰富。前途渺茫，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也只能对自己负责。人生千姿百态，人生没有回头路，人生不需要假设，更没必要预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种没出息，然而真能走一步，看一步，也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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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谈苏教授的学问，也没有谈他在晚年获得的那些显赫的头衔。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把话题从现在，扯回到了过去，突然回忆起当年的迁校计划。我向大家描述了苏教授当年当校长秘书时的宏伟蓝图，说起那已经征收的8000亩地，说起已经开工两个月的新校雏形。我之所以会结结巴巴地谈到这个话题，翻出这么一段陈年旧账，是因为当年迁新校址选的地点，恰恰就是今天苏教授火化的地方。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由于历史原因，终于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剑桥，没有成为中国的哈佛，也没有成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北大和清华。这里终于没有成为源源不断输出人才的基地，成为培育一代人杰的摇篮，结果有些杀风景，这里成为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唯一的火葬场。全南京的人都将来这里告别，在这里升天。如果苏教授有灵，在他升天的时候，俯瞰脚下这片大地，不知会作如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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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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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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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学问的人，一向有些畏惧，学问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依照我的傻想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一是纯粹的诗人，反正不知道天高地厚，狂言呓语，看着不顺眼，也拿他没办法。一是真正的大学者，盘盘大才，声蜚学海，听着如雷贯耳，搁哪朝哪代都是人物，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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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也会有疑问，当年读巴尔扎克，最初看的是高名凯先生的译本，读着读着，老觉得喘不过气，譬如《地区的才女》中的这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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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尔来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圣提布尔渡过戈斯纳这一段的罗瓦尔河，这两位人物于是就交换了戈斯纳堤岸上给陆士铎胆量去撕破棉布袍的同样的赤红的眼色，她试把自己的眼睛再一次地插进她曾经这样爱慕过的人的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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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还是个文学少年，面对如此令人恐惧的怪句子，当时就气鼓鼓地宣布，巴尔扎克的小说没办法看。后来有机会读到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突然明白过错并不在巴尔扎克身上，不值得一看的只是高名凯的译本。现在知道高名凯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老教授，治语言学的人绕不过他。若论所谓的学问，傅雷怕是得退居二线。语法是高名凯先生的强项之一，在语法上，他的译文想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此，翻译的句子别扭归别扭，可是不通得来头大，不通得理直气壮，还真不敢说什么。我倒是听过许多人说傅雷的法文有问题，说什么地方译错了，而且言之有据，不容抵赖。鸡蛋里总可以挑出些骨头，好比有经验的编辑看校样，捉虱子一样逮几个错误，并不是什么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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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大学者之一，在小学方面，他是座高峰，是自钱大昕和章太炎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不敢说自己对他的学问有多少了解，事实上，让我敬佩的只是他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就像知道高名凯的人不会太多一样，现在知道黄侃的人肯定也是少数。这是一个崇尚文体明星的时代，做学问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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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治学首先归功于师古，所谓“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眙视不与言”。然而他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不拘泥于古人的泥潭。黄侃曾说过:“世人同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应是其是，非其非。”又说过:“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他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开创了一条新路，在清朝乾嘉学派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不妨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在上古韵研究方面，黄侃提出了应该增加“谈”和“盍”两部，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新见解。由于证据不足，他只是点到为止。事隔很多年，有人以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难怪后人谈起他的贡献，曾有这样的譬喻，说他虽然用的是古老的弓箭，可是却比戴着折光镜片、握着现代步枪射击的人，打得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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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他若见了高名凯先生的汉译，真不知会如何生气，像他这样耿直的老先生，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可惜最后的结局，却是不能接受巴尔扎克，迁怒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白话文，反对似是而非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黄侃在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上，一直很顽固。虽然学问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然而他的保守态度，使他的思想大大地落了伍，落伍就意味着淘汰。本世纪的主旋律是唯恐不新，只怕太旧，风水轮流转，云生从龙，风生从虎，在今天，人们可以把与黄侃观点颇有相似之处的陈寅恪与吴宓，重新找出来讴歌和炒作，但是绝对改变不了这些大师先生的掉队形象。历史已证明新文化势不可挡，谁反对都是找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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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和做学问显然两回事，唯一的相近之处，就在于都想尽可能地接近真理。用步枪和用古老的弓箭，目的都是为了打中靶心。小说家可以遵循的原则有许多，条条大道通罗马，所有的路都通了，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画地为牢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只要人的大脑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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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禁区，想闯红灯也不行。禁区是探索的方向，更是成功的捷径。禁区不复存在，靠胆子大而哗众取宠的机会便一去不返。有志于文学的人，总是在奋力或者徒劳地寻找突破，外力的束缚越来越少，如何突破自身的禁锢，就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让小说家怨天尤人的推托之词已经不多，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在和读者的较量之中，小说家不再是总占着上风。“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这句很有趣的电影台词，曾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如今正好成为作家面对尴尬处境的最好自嘲。我们可以把过错推到读者那里去，说读者太狡猾，说读者怎么了怎么了，可以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掩饰自己无能，但是掩饰不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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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选的三个中篇，当年都在《大家》上发表过。对于这三篇小说，也没什么题外话好讲。写小说，总是首先和自己过不去，我一向反对纪实小说这个提法，纪实是纪实，小说是小说，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真实等于虚构，虚构就是真实，行文中真与假的运用，用意只是为了更接近靶心。真与假都是小说创作的修辞手段，手段不应该成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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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小说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实际的操作时，真和假可以成为手中的涂料，成为和读者作战的武器。狡猾的读者是作家的对立面，因为我们的无能，注定胜不了他们，可是写作者也不应该轻易就投降。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读者乐意以我们为对手。在这三篇不成功的小说中，我有意识地调整着真和假的比例，因为使用了不同的配方，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喜欢的写作，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方式。到达彼岸的方法有许多种，可以借助现成的桥梁和渡船，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摸着石头走走看。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在半路就淹死了，也许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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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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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论语

孙子兵法

禮記

孟子

尚書

詩經

周易

简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