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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五,天气晴朗,来自北方的寒流刚刚过去,气温有些回暖。虽然国民政府已把阴历称之为废历,但是阳历的新年气氛,在民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强烈和热闹。全国各地都举行会议庆祝元旦,冠冕堂皇的大会,上行下效,是个大礼堂就爆满,好像不开个会就不是过新年一样。一九三七年是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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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蒋委员长的个人威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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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大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逢凶化吉。人们原来普遍地担心,西安事变将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而对中国领土早就存着觊觎之心的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蒋委员长在全国军民的欢腾声中,平安返回首都南京,由于他许诺将不再向日本的强权屈服,这意味着众望所归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涣散的中国人在心目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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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元旦的这一天,首都南京有许多党国要人,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很糟糕地都得了感冒,开会成了党国要人们沉重的负担。有三个会议是免不了的,先去中山陵谒陵,这是最吃力的活,每年新年的第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如仪一番,凡上去的人,无不气喘吁吁一身臭汗。然后接着赶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听于右任的新年致辞。最后是去国民政府,再听林森主席致辞。说的话报纸上都要刊登的,三个会连在一起,都代表着一种规格,代表着一个人在政府中所处的位置,谁也舍不得放弃。参加会议的人,赶来赶去,既出汗又受冻,结果就只能感冒。体弱的老先生,会议尚未结束,便打起了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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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在元旦这天,也得了感冒,不过他的感冒肯定和开会无关。除了参加一次婚礼,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红烫金请柬早被他扔进了废纸篓。丁问渔是个名流,然而更是性情中人,别人很在乎很看重的事,他往往懒得放在心上。他似乎还看不出元旦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纪念的意义,人们所以知道他感冒了,是他把这一点记录在了日记上面。习惯将自己的行踪和心得体会记录下来的丁问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赫然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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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得了重感冒,到晚上尤其加重,清水鼻涕不时地要淌下来。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坏的日子,因为我在一个令人厌烦的婚礼上,见到了美丽的B小姐。我的心立刻被这位美丽的女孩搅乱了。我这里称她是美丽可爱的女孩,可今天却是她的婚事,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她也许已将不再是一个女孩了。唉,女人为什么非要嫁给男人这种俗物呢。我没有什么过于奢侈的想法,只是想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乃是有生以来最大之欢乐,此事当竭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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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天,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由于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且用的是英文,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仅仅是从这一天的日记上,还看不出他和被称之为B小姐的雨媛,会出现什么了不得的故事。既然是写给自己看的,丁问渔的日记上屡屡出现对大胆的漂亮女人的非分之想。事实上,在将近一千字的日记中,有关于雨媛和感冒的文字,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有许多文字都是咒骂另一位女士陈小姐的。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第一天是丁问渔异常辛苦的一天,他在夫子庙的朝云居陪陈小姐打了一夜麻将。这是件苦差事,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被誉为国粹的麻将。一个月前,他新结识了一位已经过时的红歌女,这位歌女就是陈小姐,是一位姿色尚可的独身女人,陈小姐除了唱歌,最大的乐趣就是打麻将。丁问渔要想接近这位红歌女,唯一的办法就是陪她打麻将。昨天晚上丁问渔输得一塌糊涂,天亮以后送陈小姐回住处休息,他自己上下眼皮打着架,哈气连天,想赶回去睡一觉,可是上了床,却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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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放了假,小孩子们无所事事,就在丁问渔住的教授公寓的窗下,燃放庆祝蒋委员长从西安返回南京那天没有用完的爆竹。好像是故意和丁问渔作对,孩子们采取的是一种很节省的放法,将串着的爆竹拆散了一枚枚放。丁问渔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冷不丁的爆竹声吵醒,想发火又觉得没必要和小孩子赌气,于是便在时不时响一下的爆竹中,心猿意马地想念着陈小姐。陈小姐在目前似乎已是唾手可得的猎物,对于如何获得女人的芳心,丁问渔自付是这方面的高手,什么时候解决陈小姐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时间已经过了中午,窗外燃放爆竹的小孩子也离去了,丁问渔突然惊醒过来,想到今天下午还要去出席一个不该推托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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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三轮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一边晒太阳打瞌睡,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在这一段日子里,和尚的三轮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丁问渔迟迟不来,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有了肉包子垫底,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校门口的大喇叭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录音效果糟糕透顶,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类似的生意,他睁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学生说,"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句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胸前微微地敞着,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他故意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和尚依然不予理睬,大学生不由地怒火中烧,数落起和尚来,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大学生忿忿地说:"这年头也邪了门,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搭什么臭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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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和尚闲着也是闲着,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他不理睬那男的,专钉着女的吵,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那位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并不善于争吵,一急就结巴,一结巴更急。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连忙住口,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让他也别吵了。在教授的眼皮底下,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怎么说也是失身份,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脸刷地一下红起来,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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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歪过头来,看见丁问渔,就像没事一样,笑着和他招呼:"丁先生,你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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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男的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回过头来,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女学生的脸更红了,脸转向别处,终于有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丁问渔的,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最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有一次,丁问渔走进教室,突然拒绝上课,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他没情绪。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就要捂住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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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唱经楼的时候,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看了看,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回过头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果然也不急了,索性坐坐舒服,让和尚慢慢地拉车。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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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阳光灿烂,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向过去,丁问渔被迎面热烈的阳光,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干脆闭起眼睛养神,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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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天亮时,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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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出手阔绰,一路还能说说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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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官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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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励志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无论是看大门的,还是大厅里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没有来头的人是很难进入励志社,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因为有来头的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也不坐人力车,一把年纪了,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直逼武汉,吴稚晖端了一杯酒,走到汪精卫身边,咚地一声跪下来,说:"汪先生,国家已到了这一步,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结果自己也扑通跪了下来,苦着脸说:"吴稚老,有话我们站起来说!"吴稚晖不肯站,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这一跪就是好半天,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上前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他出入上流社会,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一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结果惹得蒋委员长为此大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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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没遇上任何阻拦,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这地方他已不是第一次来,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大厅里开足了暖气,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的手杖和头上戴着那顶红睡帽也放好。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显得毫无教养。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只有在最热的夏天才肯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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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人,纷纷向他点头示意。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都和丁问渔熟悉。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大好,余克侠留学期间,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一有难处,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余克侠有一段时期,逢人便说自己和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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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置,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在一九三六年的首都南京,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日子,余克侠当仁不让,俨然以主人的身份,神气十足地主持着婚礼。他像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鸭子到处招摇,到处向别人散布自己即将就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小道消息,希望别人对他是否应该屈就当校长一职表态。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从来不曾觊觎校长一职,反复说明校长只是一个苦差事,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不能去当校长。事实上所有的传闻,都是由余克侠自己像放鸽子一样亲手放出去的。当丁问渔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余克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大笑着跑到丁问渔面前,怪罪他不该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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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是改不掉在欧洲养成的坏习惯!"说完了这句中文,余克侠立刻附带出一连串的德语,这种过于造作的表演,无疑是在提醒周围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到过欧洲的留学生。可惜他的德语从来不曾流畅过,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蒙人。余克侠根本不在乎丁问渔脸上困惑的表情,继续表演和卖弄着他的蹩脚德语。丁问渔真用德语回了一句什么,余克侠一怔,不说德语了,笑着用中文向丁问渔调侃:"你老兄最近是不是又闹什么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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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克侠的声音很大,大厅里许多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丁问渔。丁问渔让余克侠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远处正在举行舞会,丁问渔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绝色的女子,懒得继续和余克侠敷衍,转身向舞厅走去。余克侠追过来不让他逃走,揪住了他要去拜见雨媛的父亲任伯晋。既然是参加别人的婚礼,这种俗套是免不了的。丁问渔被拉到任伯晋老人面前,十分不情愿地请安问好,任伯晋老人是军界的前辈,和丁问渔的堂兄丁公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丁任两家是世交,任伯晋和丁问渔的父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是丁问渔对这位军界前辈的印象却不深,而且也没什么太多好感。二十年前,刚刚十六岁的丁问渔,曾经十分荒唐地追求过任伯晋老人的长女雨婵。雨婵是任伯晋老人已故的前妻李夫人所生,比她今天当新娘的幺妹雨媛足足大了二十四岁。这场不了了之的爱情故事,并没有破坏任家和丁家早就建立起来的牢固友谊,但是毕竟有些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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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晋显然也不是太喜欢丁问渔,他一看见他那种不正经的样子,就不太高兴。丁问渔无话可说,硬着头皮陪着坐了一会,十分恭敬地回答美京子夫人的问题。和丈夫的生硬不一样,美京子夫人不愿意让丁问渔感到难堪。她对他没什么恶感,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善解人意地找话为他解围。丁问渔虽然也是快四十岁的人,在任伯晋老人面前,完全成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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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那天在婚礼上闹得最大的笑话,是不该色迷迷的死盯着新娘雨媛看。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这么做太失态。丁问渔仿佛顽童见私塾似的见过了任伯晋,趁乱逃之夭夭。等到他进入舞厅的时候,正是一曲终了,人们纷纷退场,丁问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一转身,见到了雨媛。没想到这一扫,眼珠子立刻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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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快步跑到东池里,晃晃悠悠地爬到了椅子上,挥了挥拳头,大声演说起来。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演说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抗日救亡早就是大家熟知的话题。他声泪俱下地说着,大家便报以热烈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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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几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舞厅里向大家推销当天的报纸。由于丁问渔的注意力都盯着雨媛看,结果推销报纸的女学生将报纸塞在他眼皮底下好半天,他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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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的无动于衷,迟迟没能慷慨解囊,使得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格外引人注目。即使雨媛回过头来,意识到他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时,他依然有失礼貌地目不转睛。雨媛在他目光的骚扰下,脸不仅红起来。丁问渔终于从恍惚中醒悟过来,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钞票,追上那名已经离他而去对他极度失望的女学生,众目睽睽之下,把钞票很认真地塞进她胸前挂着的小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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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媛是任伯晋最小也是最宠爱的一个女儿,中学刚毕业,便投身到了军队中当了女兵。在今天的婚礼上,身着簇新的女兵服的雨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丁问渔正是被雨媛的这身戎装打扮勾引住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穿上一身军服以后,竟会那么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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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子真够漂亮的,"一名女学生羡慕地说着,他的手抱住胸前的小纸盒子,随着音乐的节拍,很有节奏地颠着里面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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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同样也是穿着军服的新郎余克润,在婚礼上便显得有些逊色。余克润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同时还是航校十分杰出的教官。婚礼上的余克润并不太像个新郎,崭新的军便装虽然很贴身,可惜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有些不合时宜。雨媛的戎装打扮使自己变得更突出,因为女兵本身就是稀罕之物,而身着军服踌躇满志的军官,在南京的大街上却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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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丁问渔来说,婚礼上的一对新人,男的不像新郎女的不像新娘。雨媛给人的一种感觉仿佛仙女下凡,至于余克润,则有些像某个要人的副官,要不就是保镖。当余克侠咧着大嘴,把自己弟弟介绍给丁问渔的时候,丁问渔出于礼貌想和他握手,但是余克润突然一个立正,将手绷得直直放在脑前,皮鞋跟轻脆地撞击了一声,活生生地把丁问渔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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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自我解嘲地举起手来,和余克润还了一个礼,他的这个姿势既有些唐突,更有些滑稽。余克侠挥挥手,让余克润去别的地方敷衍。"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惦记着和日本人打仗,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正经事可以做。"余克侠感到今天的婚礼有些被搅和了,忍不住要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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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尾声的婚礼再次有了冷落的迹象。人们在缓缓而起的乐声中,跳起了最后的告别舞。那是一首漫长的探戈舞曲,丁问渔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身边的一位阔太太,不由分说地邀请她上场。阔太太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像她那样肥胖身躯的女人,在舞场上是很少有人主动邀请她跳舞的。丁问渔像推一座山似的,把阔太太往雨媛身边推。他的眼睛和雨媛的目光终于对上了,然而只是短暂的一瞬间,雨媛迅速地把眼睛离开了。丁问渔和阔太太的舞跳得很糟糕,他们互相踩着对方的脚,好在丁问渔很快掌握了接近雨媛的决窍,既然推着阔太太往前走是那样寸步难行,他只要背对着雨媛,就会很容易逼到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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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舞曲结束的时候,丁问渔猛地推开阔太太,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雨媛的身边,十分诚恳地表示愿意和她跳下一只曲子。他的请求引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雨媛捂着嘴,把脸都笑红了。谁都能看出来,舞会已经结束。乐师们已经将乐谱合上,指挥把指挥棒搁在乐谱架上,十分潇洒地捋着自己的长发。人们纷纷往外涌,走到门口向侍者取自己的外衣。丁问渔满脸的遗憾表情,给大家留下了更加可笑的印象。他依依不舍地看着这对即将离去的新人背影,一阵妒意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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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媛在向自己的父母告别,向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告别。她显然觉得丁问渔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今天老是出洋相,但是并不觉得他讨厌。丁问渔早就给她留下了滑稽的印象,这个二十年以前追求过自己大姐的书呆子,一直是雨媛一家人背后偷偷取笑的对象。远在美国的大姐雨婵今天未能赶来参加婚礼,要是她看到丁问渔今天的表现,真不知会怎么想。雨媛非常大方地走到丁问渔面前,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她的一家和丁问渔都熟悉,唯一不曾和他开过玩笑的恐怕就是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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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向新人祝福时,都说着差不多的客套话。雨媛想象不出丁问渔会说出什么话来,她的手伸出去以后,让她感到尴尬的是丁问渔竟然毫无表示,他目瞪口呆,似笑非笑,痴痴地看着她。她犹豫着是否应该将自己的手收回去,丁问渔突然有失体统地抓住了那只白净的纤手,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不肯丢。雨媛越是想把手缩回去,他越是抓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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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可以轻易地嫁人呢?"丁问渔说了一句让所有听到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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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媛脸色微微地有些变,她用力想把自己的手缩回去。丁问渔抓紧时机,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话会是什么后果,用日语十分冒昧地说着:"要是我能早一些见到你,今天做新郎也许就是我了,不是吗?"由于雨媛的母亲美京子是日本人,任伯晋老人又是日本士官生毕业,一家人都能说流畅的日语,因此丁问渔的话,雨媛全听懂了。她用力将手抽了回去,丁问渔抓她抓得很紧,雨媛一用力,差一点把他拉倒。作为一个早就有家室的中年人,丁问渔做得显然太过分,即使是调情也应该看看地方看看对象。雨媛的脸涨红了,这次是因为生气,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装作没听懂他说什么,转身和别人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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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晋老人一家再次过来为女儿送行,美京子夫人上前搂住了雨媛,在她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她祝福女儿能尽快地为女婿生个儿子。美京子夫人对自己未能给丈夫生儿子感到终生的内疚,她希望女儿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雨媛是她最小的女儿,也是丈夫最偏爱的心肝宝贝,想到雨媛终于也嫁人了,美京子夫人禁不住留下伤心的眼泪。她在中国已经待了几十个年头,时间远远比待在她的出生地日本长得多。既然嫁了一个中国丈夫,美京子夫人自己也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妇人。在嫁给任伯晋多年以后的一九三七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京子夫人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无论是自己心爱的丈夫,还是那六个由她一手养大的女儿,都是主张对日作战的主战派。她嫁给任伯晋的时候,李夫人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没有满周岁,美京子夫人待她们姐妹完全如同己出。然而这一家人完全忽视了她是一个日本人,美京子夫人自己也差不多快要忘记自己的祖国了,她从来不穿和服,甚至忘记了做日本菜。丈夫和女儿是她的一切,她不愿意做任何让他们感到不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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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眼泪同样感动了雨媛,她眼睛顿时也红了,不好意思哭,便扭转过身体,将自己的头在老父亲的肩头上,淘气地顶了顶。任伯晋老人鼻子也有些酸,笑着说:"别又哭又笑的,要是还能真想到你老爹老娘,经常回来看看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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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雨媛登上余克润驾驶的军用吉普,她脸上的笑容都是十分勉强。人们都以为她舍不得爹娘,其实她此时只是在生丁问渔的闷气,结婚自然是应该离开爹娘的,雨媛不可能为出嫁太伤心。她气恼的是丁问渔今天太不像话,他不该说那种无聊的话。丁问渔的无礼让她觉得自己被戏弄了,他果然是像传说中的那样轻薄,那样无耻,那么肆无忌惮,不在乎自己成为公众的笑柄。军用吉普不合时宜地刚启动就熄了火,余克润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跳下车来,掀起前面的车盖,调整被堵塞的油路。这是一辆崭新的吉普,常常会闹一些不愉快的小故障,在新郎官排除故障的时候,已经坐在车上的雨媛,有一种登高亮相的尴尬。应该结束的时候不结束从来就是件糟糕的事情。该告别的话已经都说了,车下的人只好频频挥手,想到什么说什么地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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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媛尽量不回头去看丁问渔,然而她终于有些忍不住,带着赌气地侧过头去,看见丁问渔像只打败了的公鸡,十分孤独地站在弹簧玻璃门那里,耷拉着脑袋发呆,这时候,他已经穿上了灰色的呢大衣,胸前敞开着,手里提着那根纯粹是摆设的手杖。雨媛对那种男人提着文明棍的欧洲时髦感到很别扭,但是她又无端地觉得,像丁问渔这样小丑一般的怪人,配上这么一根不伦不类的拐棍十分合适。丁问渔那副孤独的模样,既让雨媛感到解气,又让她产生了一点恻隐之心。他虽然有些过分,然而雨媛也够让他下不了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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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问渔在余克润将吉普车重新发动起来之前,就满腹心事地坐上和尚的车先走了。太阳尚未落山,但是已经没什么威力了,和尚的脸冻得有些发青,将短棉袄拦腰用一截电线扎紧了,拉起丁问渔就跑。灰溜溜的丁问渔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在路上也懒得与和尚说话,他觉得此时和尚一门心思地用力拉车,正符合自己的心意。余克润驾驶的军用吉普在珠江路拐弯处,追上了和尚的人力车。雨媛注意到丁问渔紧紧裹着呢大衣,像个病人似的萎缩在车座上。他的眼睛紧闭着,似乎还在发抖,手上仍然抓着那根手杖。突然,丁问渔的眼睛仿佛睁开了,雨媛赶紧把自己的目光移向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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