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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老枪你别虚伪了，不就怀念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干什么吗，那干吗非要找个女的啊，找个男的不也能凭吊青春？不就人家长得漂亮嘛。

老枪说，不一样的。

我坚信这个问题甩出来，老枪肯定没有答案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老枪的回答更加简单，不一样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老枪凭吊自己的青春凭吊了大概三个礼拜，觉得熬不住了，要和她做更深层次的交流。我一向的观点是，初二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叫青春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要的吗？青春，其实还轮不到他们。青春是什么，不就是青年人发春吗，而他们还是少年儿童。

然而，老枪依然抱着要交流的想法，并且私下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很有文学功底，看过很多东西，理由是，从她骑车的姿势里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时期里，老枪写了一个校园的中篇、两个爱情故事、一些哲理散文。于是发现，写小说要有寄托，每一个人物都是在你的生活里生活过的。还要有一个给你凭吊自己失去了什么的东西，比如你失去过一个馒头，你就买一个放在你桌上，怀念自己不小心把当初的馒头掉地上的时候就格外的逼真。所谓青春这个东西，不比馒头简单，所以要有一个很青春的人，每天在你眼前晃过，不要和你说话。因为她只是一个寄托，一个东西。和寄托说话，就什么感觉都毁了。好比你掉的馒头，某天突然开口对你说话，它就不是馒头了。

该女生一般很有时间概念，除非那天正好做值日。老枪一天的意义在于，起床，然后为自己的生计写东西，用写东西得来的维持生计的东西买酒，买酒为了能在退酒瓶的时候见上那个姑娘一面，然后愉快地上楼，在电脑前把产生的非分之想写下来，换维持生计的东西。

是年冬天，将近春节，老枪挤上上海往石家庄的1496次列车回老家。我则要去北京商谈一个电视剧的事情。那个时候离春节大概还有十来天，我因为订票及时，所以有幸得到一个卧铺。老枪因为过分相信铁道部门的分流能力，估计连站着都有困难。而且老枪那车是绿皮车，很有历史，估计老枪他爸也坐过这车。老枪比我先离开，这小子到石家庄只要一块钱，过程是这样的，先花一块钱买一张站台票，搞得自己像要和谁依依惜别的样子，看见列车员不是很严格的，混上车再说，碰上严格的，就冲着人头济济的窗口瞎叫什么路上要小心啊你身子不好啦！得叫得引人注意，否则就白叫了。然后突然一拍大腿，摸出一瓶药，对列车员说：我老婆有身孕的，忘记带××牌什么药了，我得去给她。列车员看老枪老实巴交的，又听说他老婆有孕在身，顿时产生母性的怜悯，挥手放行。老枪混上火车以后，直奔前面的车厢。那个时候的车，和文革时候免费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车一个德行。老枪要挤在人群之中十几小时，晚上无法入睡，就看着一个一个灯火昏暗的小站过去。在到达大站停车的时候，被四周无法动弹的人群挤得浑身难受的老枪看见对面停的就是一辆橘红的带空调的车的软卧车厢，正向着上海驶去。

与此同时，老枪看中的女孩，可能正躺在温暖的床上，怀里抱着一个从初二到大学的不知名男子送的绒毛熊，沉沉睡去。

在午夜两三点的时候老枪晃晃悠悠地醒来，看见行李架上都睡了人，然后想像，如果给我一个空间，如同世面上见到的大的绒毛玩具这么大小的一块地，我他妈就能睡得很舒服了。

在K14上睡了一觉以后，醒来已经到了廊坊。再过一会儿，我就在伟大北京的火车站下车，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吃了一顿麦当劳，然后拨电话到上次约好的那人那里，那人表示热情，说马上到麦当劳见我。他的马上很有水平，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小子才缓缓赶到，说抱歉弄错地点了。

具体的活是，一个青春偶像剧，什么都齐了，就缺个剧本，要怎么赚钱怎么写，一集给四千。当时我听到这话很诧异，一个电视剧，导演齐了，演员齐了，资金齐了，居然缺个剧本。

老枪回到家乡，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都有了孩子，很受刺激。回来一直提起这事，说一个同学，一起玩大的，老枪出去那会还看见她被她妈追着打，回来一看，他妈的都做妈了。我对这事情的反应是，楼下学校里那孩子太小，不能做妈。

我在北京西单那里碰到我原来的同学，这厮原先是我初中的时候最笨的一学生，看名字就知道这还是他们家族遗传的笨，他爹本来给他取的名字叫杨伟，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阳痿是个什么东西，杨伟他爹后来觉得叫杨伟的人太多了，不方便称呼，就改了个名字。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就是，改什么不好，偏只会沿袭以往风格，走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修正主义，还以为改得很气派，叫杨大伟。

小时候和杨大伟说话，不用考虑要埋什么伏笔或者赋予话什么深刻的含义，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出去，你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还能明白，你说我爱北京最有名的一个门那就没门了。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点东西。我回想起这厮原先在我们学校对过摆一个水果摊，做生意因为老少皆欺，又没有执照，加上一次卖出去一些柿子，买的人比他聪明不了多少，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搀着一块吃，一口柿子一口螃蟹，结果吃进医院。倒霉的事情是那进医院的没有死掉，他爹是工商局一个大人物，于是第二天，杨大伟的摊子就消失不见了。后来杨大伟去了北京，我们当时班主任的意见是，杨大伟将来不饿死那算是上帝怜悯他有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了，如果杨大伟以后混出来了，我就买个柿子撞死。

然后这个当了一年班主任的老家伙第二年就死了，否则他还真的要去找柿子。

这年冬天站我面前的杨大伟，生机勃勃。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了些东西，他就说，这地方没有情调，去三里屯吧。我当初对三里屯没有什么了解，在上海因为吃河豚中毒过一次，所以想像中三里屯该是个类似海鲜市场之类的。我到图书大厦边的小路上刚要打车，杨大伟说不需要了，然后拿出一个大得像鸡腿似的钥匙晃悠几下，说，我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

我跟随他的鸡腿走到民航总局那儿，那本来是停机场巴士的，现在停着一辆白色富康。车能停到这地方，说明车主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坐上杨大伟的车，在北京市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