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7年4月27日，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镇一个富有家庭，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母亲共生了7个孩子，吉本为长，也是唯一的幸运者，其它几个早就夭折了，但他的童年时代也是不幸的，自幼病魔缠身，几乎接近死亡的边缘。多病的身体，加上母亲的早逝（在吉本10岁时）、父亲的严厉，他从小就磨砺了顽强不屈的意志，形成了沉默内向的性格，他由姑母抚养，年少时多病，喜欢读书，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早就发现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

吉本最初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不正规的，1749年（12岁时），他到威斯敏斯特公学（Westminster School)学校上学。后因身体不好，不得不中途辍学。通过刻苦自学与独立思考，此时他已掌握了日后成为一个伟大史家所应具备的许多方面的知识。这种学习特点，保持在他一生之中。从1752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好转。是年4月，他父亲把他送到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就学，当时只有15岁。他对世界历史怀有很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秘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所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能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认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己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

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宗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本来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餐。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吉本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约翰·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信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在洛桑，他曾热恋过一个姑娘，但由于父亲的反对，这段爱情很快中断了，吉本说，“作为一个情人，我只能叹息；作为一个儿子，我只得服从”。此后，他终生未娶，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全部倾注在著述活动中。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吉本返英以后，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认为这种阅读对于自己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这一阶段的戎马生涯，吉本认为，对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无疑是颇为有益的。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腓特烈·诺斯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于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部简洁的著作，是用法文撰写的，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古代史家们的了解，对罗马共和国政制与法律的关心，对孟德斯鸠著作的熟悉。尤其是后一点对其后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该国却受到冷遇。这也标志着他“文学处女时代的终结”。

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秘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曾经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

1763年1月，他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先在法国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其时正值启蒙运动处于高涨之际，各种启蒙思想犹如汹涌澎湃的春潮，冲击着腐朽落后的封建堡垒，从而使法国成为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巴黎期间，他与德尼·狄德罗、达兰贝尔、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的著名学者过从甚密。这派学者以彻底的机械唯物论为武器，勇敢地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势力挑战的革命精神，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有力的影响。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1764年，他畅游意大利，到处探求古迹，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10月15日那天，在凭吊古罗马遗迹时，他纵览古今，浮想联翩，决心写出一部罗马衰亡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置身在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庇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1770年，其父去世。忙毕父亲的丧事以后，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撰写《罗马衰亡史》。最初，吉本把主题局限在罗马一个城市衰亡的历史上，后来他决定把范围扩大，编写一部整个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在写作这部宏篇巨著时，作者刻意加工，精益求精，第一章曾三易其稿，第二、三两章也写了两遍，著名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曾作过三次删改，把原先一大卷篇幅,精炼为现存的两章。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同年，著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美国发表了划时代的《独立宣言》。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出版，被认为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立即轰动了英国文坛。书出版后，即被争购一空，短期内印行了三次，成为那时的一部畅销书，并获得了著名史家大卫·休谟、罗伯特逊和佛格生等人的好评。其中佛格生在给他的信中赞扬道：“您已经为英国典籍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如同修昔底德对他的同胞所说的那样，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宝籍。”不过，书中第十五、十六两章，因抨击了基督教会，在宗教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教会人士的猛烈攻击。1779年，他发表了有名的《辩护词》给予回答，显示了作者对这些无理指责的绝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他继续将书写下去。1781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在此期间，他曾被选为国会议员（1774年），还写过一篇《辩白书》（1779年），为政府有关部门所赏识。他并不想在仕途上钻营。以后虽再度被选为议员，但他对政治活动已感厌倦，便决意退出政界，专心写作。1783年辞去议员职务后，他随即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运往洛桑，潜心著述，去完成他的巨著。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写完了最后一章。他在记述完成这一长篇巨著的心情时，写道：“我搁下笔，在阳台和树木遮盖的走道上漫步徘徊着，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簌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由此也许确立我声誉时的喜悦之情。”翌年5月8日，《罗马帝国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时出版之日，正值他51岁生日之时（经1752年的英国历法改革，吉本的诞辰为5月8日），吉本说这部书花去了他一生中20年的时间。事实上，作者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部问世，博得了欧洲学术界的一片赞扬。亚当·斯密特地写信向他祝贺，称这部书使他可以列入当时欧洲文史界之首位。

此后几年，吉本开始写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回忆录》（在他死后两年出版）。1793年他因友人病故，返回英国奔丧。旅途的疲劳，过度的悲痛，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从此，他不仅身体逐渐衰弱下去，而且也失去了内心的平静。1794年1月16日，他在伦敦逝世。病魔过早地夺走了这位伟大史学家的生命，终年只有57岁。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全书6卷，凡71章，120多万字。它大体可分成两部分：一至四卷为第一部分（1至47章），这一部分，作者在简略回顾公元98至180年间罗马帝国的历史以后，主要记述从公元180至641年，约近500年间的史事。五、六两卷为第二部分（48至71章），记述公元641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为止的800多年间的史事。作者把重点放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写得比较简明扼要。全书包括后期罗马帝国和整个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事件，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

吉本，作为启蒙时代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只是写了一部历史巨著，为人类史学宝库增添了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独具睿智，显示了西方史学在十八世纪的巨大进步。

吉本具有历史连续发展的观念。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自罗马安东尼时代写起，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其间跨越了1300余年，范围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不仅记述了罗马帝国之兴衰，也涉及到波斯、匈奴、日耳曼、阿拉伯帝国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历史。他能够把这样一部年代长、国家多、范围广、史事纷繁复杂的通史写得井然有序，清楚明白，固然与其高超的叙事才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历史连续发展的观念。是他，在欧洲史学上第一个搭起了一座桥梁，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连接起来。在他之前，欧洲还不曾出现过这样规模巨大的通史著作，也不具备象吉本所怀有的历史观念。

吉本非常重视原始资料。他说：“我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常常迫使我去研究原始史料。”他从小就阅读和钻研过希腊与拉丁文的古典原作。他遍览罗马帝国创立以来至西罗马帝国时期的文献材料，从中搜集第一手资料。他悉心研究古代文物，搜集古代货币，考证古代铭刻。他也重视十七、十八世纪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原始材料，并参照其他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他以如椽之笔，广征博引，详加考订，几乎没有一页没有详尽的注释，没有一页没有来历。因此，该书所包含的史料是十分宏富的。在吉本所写的这段历史时期内，迄今为止《罗马帝国衰亡史》依然是权威之作，在不少方面，依然是人们用来判断古代和中世纪史事的圭臬，为现代史家所一再征引。

吉本还富于大胆的批判精神。他以敏锐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法，纵横古今,褒贬百代。例如，他用最刻薄、最辛辣的语言和冷嘲热讽的态度，批判了基督教会，揭露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以及排挤其他宗教的原因，认为“传统的罗马英勇精神”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消失了，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就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还用愤怒的笔调，鞭挞暴君们的残忍，或写他们的“毫无人性”，或写他们的“残害忠良”，或写他们的“荒淫腐化”。即使对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等“明君”，他也是既写功绩，也写缺点，有时又把他们视为“暴君”。该书的第十五、十六两章突出地体现了作者大胆的批判精神。

吉本的批判精神来自他的理性主义思想。他生活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其时，各国的启蒙思想家们，继承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揭橥理性主义，用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反对宗教迷信，从而开展了对一切在他们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深刻批判。总之，“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样的思潮，给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不过，对吉本影响最大的乃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英国思想家洛克。他所谓的奢侈能平衡财富，教育能辅助法律，租税应与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罗马共和制符合三权分立原则，以及对其它历史问题的一些解释，人们都可以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洛克的自由平等思想中找到它的根据。所以，他的史学观点完全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

诚然，吉本的著作也有不少缺陷。例如，他认为“历史的主要题材是战争和政治”，从而忽略了决定社会前进的经济因素,不能用“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他忽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书中以帝王将相、教皇主教为中心，把历史归结为显贵人物的活动，对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封建主的斗争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他还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如认为中世纪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等。这些是由作者的时代条件及唯心史观所决定的。但总的看来，其书瑕不掩瑜，不愧为西方史学上的一部杰作。

吉本在生前，曾满怀希望地预言，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将有“一个未来的命运”。作为一部史学著作，他的书在他死后确实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者华美的文笔，生动的语言，加上他善于从波里比阿、李维、塔西陀等古典作家中吸取营养，学习他们的各种表达方法，因而使他的著作雅俗共赏，真正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他的书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成为一部风靡一时的读物。如今，它早已越出了英国的范围，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波兰文、现代希腊文、匈牙利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与希罗多德、塔西陀等著名史家的作品一样，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它的不少章节，曾被选作大学教材，深得学校师生的欢迎。在近代西方，还没有一部书能够象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流行得如此广泛，对世人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吉本回忆道，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甚至连书的名称、帝国衰亡的范围、导言的界限、各章的划分、叙述的顺序等都有疑问。在第一卷序言中也说，他曾考虑只写两卷本的《罗马城衰亡史》，截止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写到东罗马帝国的覆灭。要想为这样一部历时长久，地域广阔，内容繁杂的巨著进行结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作者为此煞费苦心。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将所包括的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自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在位罗马帝国臻于鼎盛时期为开始，叙述它逐步走向衰落，西半部终为蛮族所倾覆，直到6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以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为开始，包括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行省，直到查理大帝兴起，建立起第二个，亦即日耳曼人的西部帝国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包括时间最久，达六个半世纪，从西部帝国的重建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书中还涉及十字军的历史及其对希腊帝国的蹂躏。作者出于自身癖好，仍不免对中世纪罗马城市的状况重作一番探究。尽管有了这一框架，要想把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的忠实包容进来，也殊非易事。作者将罗马城作为全书的基本点，条条线索从这里引向四面八方。他将大量历史事件编排组合，不尽按编年顺序，而注重其内在联系，以勾划出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各个阶段。这种安排从他的反对者的口中也博得了“和谐一致”的赞美。

作者对于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他对古典著作旧有基础，但仍做更进一步的搜求，举凡直接、间接与所撰书有关的材料，年代记、法典、地理书籍以及钱币、铭刻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他曾以两年的时间（1771-1772）专事这一工作，然而功夫并不止此，在他首卷问世后，又有一些古典著作被发现，人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几卷中，可以看到采用的痕迹。这部巨著原来是按六卷分三次出版的（现行本往往为七卷或八卷）。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内容写到4世纪初。第二次于1781年同时出版了第二、三两卷，内容也只包括两个多世纪。第三次出版于1788年，同时发行三卷，内容包括罗马帝国后九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三卷所包括的时间并不均衡，第四卷所记亦仅百余年，详细程度与前三卷相当，而第五、六两卷所承担的则是自希拉克略死后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八百多年。这最后两卷头绪繁杂，枝节丛生，在欧洲涉及到法兰克人及其他蛮族、诺曼人、保加尔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以及十字军的历史；起自亚洲的则有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还有作者深感兴趣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些在两卷中都占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与前四卷相比，每个问题所占的篇幅无疑是较小的，叙述也较为简单。作者在第四十八章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希拉克略以后的拜占庭帝国，疆土日蹙，政局混乱，朝代的更迭只构成一部衰败与灾难的历史。如果按照前几卷的尺度来处理，只能写得枯燥无味，读来既无趣味，也乏教益。当然，这段历史的材料更加庞杂，而作者的年龄与健康也难以支持他实现更加宏伟的设想了。

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

《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他无妻无子，只有少数好友相伴，而挚友戴维尔登又先他而逝。晚年继续留在洛桑，生活孤寂。1793年夏，吉本回到伦敦，次年年初病死，享年57岁。我们手中这本是原书的节编本，它将卷帙浩繁的原作删节成一厚册，篇幅仅当原书的三分之一。

节编本将原书的前三章基本保全下来。这是罗马帝国从鼎盛走向衰微的开端。书的开始先叙述了图拉真以次几个元首的文治武功，然后介绍了2世纪帝国的概况，包括疆域、居民、制度、生产、生活、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军制，介绍更详。书中将这一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是“最幸福而兴旺”的时期。然而从2世纪末开始，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终至灭亡。作者试图从几个方面探求导致衰亡的原因。书中指出，近卫军的暴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最初信号和原因，继所谓贤君而出现在罗马帝位上的是一些暴君。暴君为了保持帝位，依靠近卫军，并重用其长官，于是出现近卫军长官操纵朝政的局面。近卫军受到皇帝的恩宠，逐渐走向腐化，贪欲日增，赏赐不能满足，往往发生哗变，杀死旧君另立新帝，于是废立篡弑之事屡屡发生。近卫军还出售帝位，谁肯出大价钱，便可登位。许多僭主系由近卫军长官被拥立而来。书中第七章有数月之间六帝被杀的记载；第十章中三十僭主之数虽经作者订正，但也指出二十年间登帝位者实为十九人，都系行伍出身，为部下所拥立，且无一人得善终。行省军事长官也有为军团拥立者。一时间，数君并峙，内战频仍，各省独立，国家解体。在此期间，罗马军队兵员成分也发生变化。帝国的兵员最初只募自意大利本土，继而招募自各行省，最后则招募蛮族入伍。来自蛮族的军士积功上升为军官，把持政权，甚或取得帝位，构成帝国长期战乱和衰亡的重要因素。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力量。这一斗争由来已久，但以此时为烈。好几个皇帝曾经凭借武力诛杀元老。塞维鲁在位时，将一些来自东方省分的有文化的奴隶塞进元老院，使之成为皇帝特权的拥护者。塞维鲁皇室从其统治中形成了新的准则：皇帝不受元老院和法律的限制，以自己独断专行的意志支配帝国与臣民。作者指出，这一新准则有助于军队势力的加强，消灭了残存于罗马人头脑中的法律和自由的最后痕迹；并认为塞维鲁是导致帝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实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之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甚多，删节本也多予保全。罗马人将帝国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蛮族”。这些居住在帝国周围的民族往往构成帝国的边患。书中最初出现的蛮族是日耳曼人，有专章叙述他们的原始生活，并指出到2世纪后期他们已拥有以铁为锋刃的武器，发动过一次各族联合对帝国的进攻，为罗马兵团所击溃。但是到3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帝国面貌依旧，但雄风已消，军纪松弛，边防削弱；而蛮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战士百万，并从罗马学到作战艺术，因之构成对帝国边境的威胁。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时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然而帝国仍有相当的抵御力量。特别是奥勒良在位时整饬纪律，军威复振，威服各族，安定边境。书中对于他的祝捷活动作了详细描绘，在献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达尔、萨马提、阿勒曼、法兰克、高卢、叙利亚和埃及等各族战俘。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作者还评论了帝国在边境安置蛮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蛮族一万六千人当兵，分成小队，驻守边疆，并收容蛮族战俘和逃亡者在边境设置新移殖区，拨给土地、牲畜、农具，指望能够从中获得兵源以充实边防。然而事与愿违，蛮族人员不习惯务农，不愿受约束，往往流窜，成为暴乱之源。而当民族大迁徙的波涛涌起时，内外呼应，西罗马帝国遂被淹没。东罗马帝国的边患主要来自东方。阿拉伯人的扩张吞食掉其东部领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毁了这个古老帝国。关于基督教，吉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始终相信《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我着重于这一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把基督教徒自己的著述和辩解同异教徒投向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对照。”为节编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即是按照这一意图撰写的。此时吉本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业已形成，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在第十五章开头的地方写道：“神学家可以……随心把宗教描绘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纯洁。史学家则……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他揭去神学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纯洁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对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尘俗现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笔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他介绍诺斯替派的教义时说，这个教派“对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这样的转述虽然冠以“不敬”字样，实际却在张扬异端，贬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　书中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的神迹，例如驱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后而能言，耶稣受难后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尽管这些神迹有教会文献可征，并经神学家、主教、教皇等先后作出见证，然而他却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见证”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这种怀疑之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来源于理性的验证。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老友休谟阅后写信给吉本称贺，并指出在第十五、十六两章的处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猜忌，可以预料一阵叫嚣的到来，也许作者还会在前途遇到一场斗争。此书在读者中赢得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吉本写了一篇《我的辩解》，取得了多数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会人士的谅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后来承认，他起初感到惊惧，继而转为愤慨，最后则是置之不理。他继续撰写下去。

第二、三卷获得与第一卷同等的声誉。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对者的抨击。抨击主要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圣见证”问题。他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神圣见证的证据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会加以否定，但是偏见造成盲目，权威拒纳良言，我们的拉丁文圣经将永远蒙受这种伪造经文的玷污。”

最后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嚣。他自思这几本内容纯洁，笔调平和，不解何以会引譬如此强烈的谴责。最后他得出结论：“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似乎都击中了要害，也许今后一百年还会继续遭到责难。”事实果然如此。在19世纪中期，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米尔曼在为其所注释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序言时，依然对该书加以批判，用意在于防止读者阅读本书后“产生错误印象”。批判主要针对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开头的那段话，认为吉本对于“宗教的神圣起源”这一主要问题，采取了巧妙的回避或假意承认的手法。另外还指责吉本对于基督教故意贬抑。这篇序言指出，罗马帝国的进攻者，无论是军事还是宗教方面的，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儿，在书中都写得充实完整，颇有生气；唯独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却写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论文。全书对基督教也不曾只字褒扬。这些大概就是卫道人士对本书深恶痛绝的地方。但是，广大读者对本书的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

吉本深有感受，写道：“公众是很少看错的。”而在学术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刚出版，休谟即在信中告诉吉本：“此间所有的文化人对尊作一致赞美。”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之交相称赞。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这是对吉本准确而公平的评价。另一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终不失为当代研究所不曾抛弃也不拟抛弃的18世纪历史家。今天距本书问世已二百年，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英法美意等国的史学杂志上又看到大量关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论文。有些文章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对这部名著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有些从吉本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兴趣、编纂方法等方面对作者重新加以研究。看来这位18世纪的历史家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不曾被抛弃。《罗马帝国衰亡史》原文本在中国流传已久，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吴于廑教授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篇）为代表。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无疑是吉本此书的精华所在。

然而，作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他的史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吉本曾写道：“战争和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他在这方面的叙述是不厌其详的，但对社会经济则不加重视。抛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谈论帝国的衰亡，是难以收到探骊得珠的效果的。另外，他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影响。书中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书中虽然列举了多次起义和暴动，诸如造币工起义或巴高达运动，但是都不曾写出起义群众的声势和作用。当然，作者修史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对于这些缺点，是不应苛求的。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有时失误，对此我们赞同米尔曼的态度：“尽管书中有错误，我认为它将永远是一部卓越的著作。”特别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中国。他自承读过有关中国的材料。书中叙述奥勒良祝捷大典时，在一长串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名单中竟尔也列入中国使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史书中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汉朝的记载，可能也是商人的假冒。第四十章还有一段波斯僧人受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之嘱从中国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其失实之处已在齐思和教授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篇）文中得到订正。吉本此书，风行甚久，英国出版商竞相刊印，因之版本甚多。外国书商也争相出版译本。吉本生前已出现法、德、意等文字译本。目前则有更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名家也纷为注释，如英国伯里、法国基佐的注本都备受重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流传之广，声誉之隆，在史学界是罕有其匹的。中译本最早系由王绳祖、蒋孟引合译的第十五章单行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后来又由李树泖、徐式谷续译了第十六章，与第十五章一起收入《外国史学名著选》（商务印书馆，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