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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生活完全变了样。我走出了那个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王国,跨入现实的世界。无庸置疑,男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父亲――家庭生活的基石。父亲喜欢按时开饭,晚饭后不愿人打扰,乐于跟别人合作演奏。这些都是无形中被人自然接受了的。父亲是我们衣食的保障,他统管家务使之井然有序,父亲还为我上乐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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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在父亲去世大约九个月后与詹姆斯・瓦茨结了婚。她不太情愿离开母亲。母亲急于了结这桩婚事,不愿意他们再拖下去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女俩人会愈加难舍难分。詹姆斯的父亲也急于让他早些完婚。詹姆斯很快要从牛津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商业界。他渴望与麦琪结为伉俪,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瓦茨先生计划在自己的地产上为儿子建一座房子,这对年轻夫妇可以住在那里,一切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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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位在美国的遗嘱执行人奥古斯特・蒙坦特先生从纽约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他身材魁伟,待人和蔼,非常讨人喜欢。没人比他更能体谅母亲了。他坦率地告诉母亲,父亲的生意糟糕透了,那些律师们及假心假意为他好的人曾经给父亲出了许多馊主意。大量的钱财都耗费在补偿亏本的生意上,用于维修纽约的房产上,其实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建议放弃大部分的房产,以免去繁重的税款,能剩下的进款大概不多了。祖父曾经留下的大宗遗产已经化为乌有。祖父曾经是克菜弗林公司的合股人,公司愿意继续为合股人的遗媳提供红利,而且也定期为母亲提供一笔为数不多的抚恤金。根据祖父的遗嘱,我们三个孩子每年每人可以得到一百英镑的现钞。大宗的美金都投入了房产业,目前这些房产已日趋衰败,不是被遗忘无主,就是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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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母亲能否支付得起居住在阿什菲尔德的这笔费用。我觉得母亲的决断是实际的。她断定我们继续住在那里是不明智的。将来房子还需要维修。靠我们这点进账来维持现状尽管是可能的,但却非常艰难。最好是将现有的邱宅卖掉,在德文郡的某地,大概是在埃克塞持财近买下一幢小一些的房子。这样就会减少开支,而且买卖房子的差额也算是一笔收人。母亲虽未受过职业训练,不道得经商,但也不乏经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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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主张却遇到了儿女们的反对。麦琪、哥哥和我一致强烈反对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恳求她保留这幢房子。蒙蒂特意从印度写信来。我们说阿什菲尔德是我们的家,卖掉它我们于心不忍。姐夫许诺他可以长期寄给母亲一小笔款子作为补贴。夏季他和麦琪到阿什菲尔德来祝也可以帮助支付一定的开销。母亲终于被我们对阿什菲尔德的眷恋之情所打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她表示不管怎样也要尽力保住这座邸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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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阿什菲尔德依旧是我们的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那么神圣。多少年来,阿什菲尔德对我来说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一生的写照,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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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九月离开人世的。第二年七月,姐姐出嫁了。由于是在父亲居丧期间,所以婚礼很冷清,未举办盛大的结婚宴会。婚礼安排得很妥贴,结婚仪式在古老的托基教堂里举行。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作了女傧相,感到莫大荣幸,所有的女傧相都身着白色衣裙,头戴雪白的花冠。婚礼定在上午十―时开始,在此前我们在阿什菲尔德邸宅举行了喜宴。新娘新郎高兴地收到了许多为他们祝贺的新婚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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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是个孩子,可是却已告别了童年的第一阶段。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悲伤绝望,时而又自高自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这些特征都是童年的标记。随着这些特征一起消失的还有安全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忧无虑。我们不再是米勒一家人了。如今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未曾涉世,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一切似乎还跟过去一样,但是家庭的气氛却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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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心脏病多次复发,发病很重,医生为她开的药也无济于事。我一生中头一次体味到为他人担忧的滋味,我那时毕竞还是个孩子,自然会把事态想得更严重些。我常常深夜醒来,心里砰砰直跳,竟然确信母亲已经故去。十二三岁的孩子正是处于易于忧虑的年龄。我自知有些荒唐,但却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这些感觉。我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来到母亲的卧室外,跪在门前,将耳朵贴在门轴处,凝神倾听母亲卧室里是否有呼吸声。多数情况下,我很快就能得到安慰――热情的鼾声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有这无数次的忧虑,我从未告诉过母亲,我想她也不可能料到。此外,当她出门上街的时候,我还感到一阵阵恐惧,害伯她被车子撞倒。现在想起来实在有些荒唐可笑,把人忧天。这些情感纠缠了我大概足有一两年,以后就渐渐消逝了。后来我搬进了父亲的起居室,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房门开着一条缝隙。这样,一旦母亲夜里犯病,我就可以直接进去,把母亲的头垫高一些,给她递送白兰地和碳酸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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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感到自己就守候在她身旁时,我不再受到令人痛苦不堪的忧虑的折磨――被夸大了的恐惧减小了。我发觉自己一生都背负着想象的重负。它虽然对我大有稗益――想象的确是小说家们必备的特殊技艺,但在其他方面却也讨厌地纠缠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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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交活动几乎完全终止,除了去访问几位旧友以外,母亲不再跟任何人来往。我们手头拮据,不得不处处节俭,为了保住阿什菲尔德,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家里不再举行午宴和晚宴。她身边的佣人由三个减至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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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饮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一顿三四道菜的家宴了。正餐取消了,母亲和我傍晚只吃干酪烤通心面条,或者米饭布丁之类的小吃。我想简对此一定大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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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要有一个小宝宝?”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乎我的意料――此类事情在我的周围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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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接受了詹姆斯作我的姐夫这一事实,平日里亲热地称他吉米,很喜欢他。可这新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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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有了外甥。后来,麦琪带他来阿什菲尔德住了一个月。他两个月时,在古老的托基教堂受洗礼。由于他的教母诺拉・海伊持不能赶来,委托我代表她抱着小外甥。我神情庄重地肃立于前排,姐姐提心吊胆地将双手悬在我的手臂下方,生伯我把孩子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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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名为詹姆斯・瓦茨,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同名。家里人叫他杰克。他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所以我简直急不可待,期望他立刻长大,能跟我一块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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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麦琪能够回到家里来长祝我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她能给我的生活平添许多乐趣。我头一次听到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是麦琪给我讲的,名字叫《蓝红宝石》。从那以后,我总是央求她再为我讲些故事。《蓝红宝石》、《红头联盟》、《五粒桔子籽》都是我最爱听的。我很喜欢听地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给声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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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结婚前就写短篇小说。曾在文学杂志《名利撤上发表过许多篇。在当时,能在《名利撤杂志小说栏里发表作品的人都被公认为是有文学造诣的。父亲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莫大的骄傲。她写了一系列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第六个额外的进球》、《绿茵场上的摩擦》、《凯蒂打板球》等等。二十多年以后,我重读这些小说,仍然认为写得十分精彩。她要是没有结婚的话,也许会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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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当一位作家,也许更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她属于那种只要想干什么就差不多能干出成绩的有才气的人。据我所知,她婚后就不再写小说了,但是十到十五年之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她写的《债权人》一剧,曾由巴兹尔・丁导演,利昂・夸特梅恩和费伊・康普顿主演,在皇家剧院上演。除此之外,还写了一两个剧本,但没有能在伦敦公演。她还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演员,参加过曼彻斯特业余剧团演出。麦琪是我们家里公认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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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胸无大志,自知缺乏天赋。我曾喜欢打网球和板球,但一直打得不好。假如我说自己自幼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并坚信将来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夙愿,那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可是说老实话,我的头脑中并末闪现过这样的奢念.我在十一岁那年却也发表了作品。事情是这样的。伊灵出现了有轨电车,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对伊灵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此宁静的居民区,宽阔的街道,美丽的房屋如今却被这叮叮当当的电车所破坏。有人说这是进步,立刻遭到人们的起哄。电车并无先进之处,它噪音很大,危害市民的健康。城里当时已经设有从伊灵大街到舍佛德林和从汉威尔到艾克顿两条重要的公共汽车路线。那些车身漆有伊灵字样的朱红色公共汽车完全胜任客运工作,伊灵还有旧式的大西部铁路和地区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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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设有轨电车的必要,可是它却出现了,无情地出现在伊灵城里,有人忧伤落泪,有人咬牙切齿。就在电车开始运行的第一天,我写的一首诗发表了,这首诗由四小节构成。姨婆恳请一位常去她家作客的老绅士去一趟报馆,向编辑推荐这首诗。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自己的那首诗时,感到欢欣鼓舞。但这并没有促使我考虑将来是否从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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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样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意识到幸福即将来临,我们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关怀和照顾,希望受到尊重,切望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如愿以偿,同时,又把丈夫的生活、事业及成功作为我们引以自豪的职责摆在生活的首位。我们不需要什么兴奋药或者镇静剂,生活赋予我们信仰和快乐。尽管我们也会偶感失望――一时的不幸―――但纵观人生。趣味无穷。也许对如今的姑娘来说,生活中同样充满了乐趣,可她们似乎并不幸福。我忽然感到,她们大概能从忧郁中得到快慰,有些人就属于这种类型,她们好像更偏爱那些使她们永远屈服的情感危机。她们甚至喜欢焦虑,喜欢只有我们老一辈人才有的焦虑。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常常会遇到家境衰落,连所期待的四分之一也难以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能如此地热爱生活呢?难道是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如今已不再产生的生命活力吗?我们就如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花朵一一也常常像野草,尽管如此,我们却根深叶茂――奋力穿过铺路石和石板的缝隙,植根在不毛之地,立志要张开生命的风帆,享受生活的乐趣,在阳光下成长,直至有人走来,踩在我们身上。即使遭到暂时的摧残,我们也很快就会重新昂首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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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一位年轻的姑娘――未来的妻子跃跃欲试的,是那个酷似奇妙历险一样的生活。你无从预料将降临到你头上的是什么,这使女性们如此振奋。不必为未来而担忧――生物学自然会作出抉择。你在期盼着那个男人,一旦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就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在生活的叉路口上,你可以表露你的心迹,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要嫁给一个外交家,我希望出国,到世界各地观光……”“我不想嫁给一个水手,不愿意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沿海地区。”或者“我要嫁结一位桥梁建筑师或探险家。”整个世界向你敞开着,但是并不能由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决断。你也许会遇到各种人,也许他是个酒鬼,你的婚姻并不美满,但这更刺激了你的全部情感。你所嫁给的并不是某人的职业,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用老一辈保姆、厨子和女佣的话说:“迟早有一天,‘有缘分的先生’就会闯入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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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三四岁,我察觉出自己在生理上有了很大变化,经验和阅历也极大地丰富起来,感到自己己不再栖身在长辈的羽冀之下。我已经能够护卫自己了。我也开始努力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在哪些方面能有所造诣,哪些方面会一事无成,因此不能浪费自己的光阴。我自知反应不灵敏,遇事需要有充分的认真思考的时间,方能决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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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母亲在麦琪的陪同下去了法国南部,我一人留在阿什菲尔德,由简照顾了三个星期。就在那时,我迷上了一项运动,结识了新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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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上滑旱冰是当时时兴的消遣。码头的地面粗糙不平,使人频频摔倒,但也给人以无尽的乐趣。码头的尽头有一座类似音乐厅的大房子,冬天闲置,被用作室内旱冰场,人们自备旱冰鞋,花上两便土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去滑了。我在旱冰场常遇到的是露茜姐妹。她们都已成年,待我很好,因为她们了解到我母亲遵从医嘱去国外疗养,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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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是麦琪回家小住的时候。她每年八月回来。简跟她一道来,住上几天就回去工作了。麦琪带着杰克在家里住到九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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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脸颊红润,金黄的头发,看上去很贪吃。我们有时称他是“奶油鸡蛋小面包”,他生性桀骜不驯,嘴总是闲不住,要想使他开口说话非常容易,但要想让他闭上嘴可就难了。他脾气暴烈,常常会像我们说的那样大发雷霆:开始是满脸涨红,继而变紫,憋足了气,直到实在憋不住了,爆发出一阵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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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杰克敬重我的母亲。他总是一大早就跑过去,钻进我母亲的被窝,隔着墙壁我也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有的时候他们谈论人生,有的时候母亲给他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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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去柴郡跟瓦茨一家一起过节。简每年这时候休假,他和麦琪要去圣茅利茨住三周。他滑冰滑得很好,这是他最理想的度假方式。母亲和我去旗多,与老瓦茨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杰克一道欢度圣诞。对于孩于来说,在这座阳宅里过圣诞节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不仅仅是一座宽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具有哥特式风格,有许多房间,走廊、台阶、前后楼梯、阳台、壁完――孩子们喜欢的一切,而且还有三架型号不同的钢琴和一架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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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本尼是贪吃者的天堂。在中厅的一侧,有一间瓦茨太太的贮藏室。它与姨婆的贮藏室不同,没有像金库那样紧锁着,允许家人出入,各取所需。里面靠墙摆满了架子,上面存放了各种美味佳肴。有一面架子上放的全是各种巧克力,一盒一盒的,上面贴有各色商标。室内还有饼干、姜饼、各种水果罐头、果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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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时节,我和母亲也来艾本尼小祝这座邸宅让我留恋。在院子里的环形车路底下有一条地沟,我发觉那是我表演各种历史故事和戏剧的好地方。我常常大模大样地走着,口中念念有词,两手比比划划。我敢肯定园丁们准以为我精神失常了,这正是我进入角色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要把历构思的东西写下来,对园丁们的品评议论也不屑一顾。即使在今天、我也时常一边散步,一边自言自语――试着把写作的某一章节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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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造力还表现在绣制沙发坐垫上。当时坐垫很时兴,尤其是绣花坐垫始终受人欢迎。我在秋季热心搜集一大堆丝线,开始是买各式绣花图案,用熨斗印在一方方缎子上,再用丝线绣制。后来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图案厌倦了、就自己动手将瓷器上的花样描下来。家里有一些柏林和德累斯顿产的大花瓷瓶,上面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我把它们临摹下来,尽量复制它们的色彩。外祖母听说我在绣花,颇为高兴。她大半生都在刺绣,想到外孙女会继承自己的事业万分欣喜。然而我却没能达到她那样高超的技艺,没有像她那样能绣制山水风景和人物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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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的父亲瓦茨先生面前我总要感到难以名状的羞涩。他曾叫我“小梦想家”,使我窘迫不已。他时常问我:“又在幻想什么呀,我们的小梦想家?”我满面绯红。他还常要我为他弹奏或演唱充满感伤情调的歌曲。我识谱能力极强,他动不动就拉我到钢琴旁,给他演唱他心爱的歌曲。我不太喜欢这些歌曲。但唱歌总比跟他聊天要轻松一些。瓦茨先生是艺术家,擅长画沼泽和日落等风景画。他还是有名望的收藏家,专事古老的橡木家具的收藏。除此之外,他和他的朋友弗莱彻,莫斯还从事艺术摄影,出版了几部著名建筑的闷片集。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在他面前不那么差答答的,在我那个年龄,正是自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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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礼日①那天,大人们带我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观看童话剧――它们都是一些优秀的剧目。在此之前,我也看过童话剧。我有生第一次观看童话剧是在德鲁利兰,由姨婆带着去的。看的是马瑟・古斯的《唐・莱思斯》。这部童话剧的剧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梦见了唐・莱思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人物。就在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两位小王子就坐在皇家包厢里看戏。那位人称爱迪的王子不慎将自己的节目单和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碰落到包厢下方正厅前排我们座位的近旁。令人振奋的是,爱迪王子没有支使侍从,而是自己亲自走下包厢,拾起节日单和小望远镜,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歉,说但愿这些东西没有碰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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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节礼日.英国法定的假日.是圣诞节的次日;按英国俗例,这天要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称“节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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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入非非,幻想着有一天,我会嫁给爱迪王子。也许,起初他落水遇难,被我救了上来,由此引出一段罗曼史……女皇殿下恩准了我们的婚事。或者,是另外一种偶然的机遇――王子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我为他输了血。像托尔庇那样,我被封为女伯爵,高攀与王子结为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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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是我一生中的一大乐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不是关节炎缠身,下水和出水都感到困难,我对游泳的兴趣一定会经久不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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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从前的海滨浴场是男女严格分开的。海滨设有妇女专用浴唱―一个铺有石子的小海湾。海滩的坡度很大,有八辆更衣马车停候在那里,由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照料。游泳者跨进漆成条格的更衣马车,关好两边的车门,开始更衣。更衣时还需格外当心,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位老头会突然决定该你下水了。这时,马车就会额颤巍巍地碾过松散的石子,颠簸得厉害,像如今的吉普车或者越野车穿过沙漠中乱石密布的地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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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停当,就打开朝水那面的车门。如果赶车的老头对你好的话,马车会停在海水正好接到最高一层阶梯上。你走下马车,下到恰好齐腰深的水中,开始游泳。在不太远处,有一只小筏子,可以游到那儿爬上去休息。落潮的时候,小筏子离得很近;涨潮时,就得游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那里,这样,你就多少可以独自享用这只小筏子了。在水里你随便游多长时间都可以。我每次游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陪同我来的大人们所规定的钟点。他们远远地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岸。不过,我一旦登上小筏,他们就很难把我叫回去,我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总是能随心所欲地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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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不时兴躺在海滩上进行日光裕出水后立刻钻进更衣马车,马车还是突然启动,将游泳者载上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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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海滨浴场位于海岸更远一些的地方。男人们只穿一条三角裤叉在水中尽情地畅游,远离女人们的视野。然酉,时代在发展,男女混合浴场逐渐遍布了英伦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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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每年夏天都带着杰克来托基,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潜泳,即使是刮风下雨,也打消不了我们的兴致,事实上,我更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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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与外界的往来比父亲在世时少得多了。我心目中有自己的伴友,母亲也只与一两位知己交往,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都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手头没有可以招待客人或者支付去赴宴的马车钱的费用。母亲一直不适宜走远路,加上患有心脏病,极少出门访友。在托基,无论去哪儿,出门就得上坡下坡。我夏季游泳,冬季滑旱冰,有大量的书籍阅读,从书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这一时期,母亲为我朗读狄更斯的作品,我和母亲都喜欢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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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母亲朗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他的《法宝》。我还读了他的长诗《玛米恩》和《湖上夫人》。后来,我和母亲又都把兴致转向狄更斯的小说。母亲家来缺乏耐性,阅读随意跳过一些段落。朗读司各特的作品时,她常常读着读着,忽然冒出一句,“下面是大段的描写,文笔倒是优美流畅,不过用不着写这么多。”我想她也一定将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些忧郁伤感的段落悄悄地略去了,尤其是描写小耐尔的那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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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先读的狄更斯的作品是《尼克拉斯・尼克贝》,我特别喜欢的人物是那位老绅士。在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中,我量喜欢读的是他的《荒凉山庄》,至今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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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们也读读萨克雷的作品。我们顺利地通读了《名利撤,在读《纽可谟一家》时却读不下去了。“我们应该喜欢这部作品,”母亲说:“大家都认为它是萨克雷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姐姐最喜欢读的萨克雷的作品是《爱斯芒德》,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感到晦涩和冗赘。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欣赏萨克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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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个人阅读的书籍中,这一时期让我入迷的是法文版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基督山伯爵》。尤其是《基督山伯爵》的第一卷。尽管后面的几卷对我来说偶有费解之处,但整部著作气势宏大,波澜壮阔,令我陶醉痴迷。我当时也喜欢读莫里斯・豪莱特的《林中情侣》和《理查德的是与非》。这些都是优秀的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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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始终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住在伊灵的时候,姨婆每星期至少带我上一次剧院,有时两次。每逢上演新的音乐喜剧,我们逢场必到,并购买剧中音乐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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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喜欢弹奏这些曲子。在伊灵姨婆家中,钢琴摆在客厅里,我可以一连弹上几个小时,而不去给任何人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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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乐谱带回到阿什菲尔德,晚上在学习室里弹奏。母亲经常晚上吃点东西后,大约在八点左右就早早地上床休息了。我仍旧在她卧室上方的房间里一边弹着钢琴,一边高声唱歌。过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左右,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了。就用―根拉窗帘的长杆,急促地捅捅天花板。我懊丧地离开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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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构思过一个独幕小歌剧,剧名叫《马乔里》。我并未把它全部写出来,倒是在庭院里试唱了一些片断。我隐约感觉到将来有一天,我真的能谱写乐曲。我甚至试着写一部歌剧.但后来又搁置一边了。我记不得整个剧情,只记得它具有悲剧的情调。一位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无望地爱上了一位叫玛嘉丽的姑娘,而玛嘉丽并不爱这位年轻的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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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与另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他收到玛嘉丽寄自遥远的乡下的一封信.告诉他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已经意识到她是爱他的。年轻的歌唱家撇下新娘,风尘仆仆地赶到玛嘉丽的身旁。玛嘉丽在弥留之际,用一支胳膊肘支撑着身体,轻轻地唱了一支动人心弦的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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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的父亲发誓要为被人抛弃的女儿复仇,也随后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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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对情人的不幸深深地感动了他。最后,他用男中音加入了二位情人的演唱。整个歌剧以最著名的三重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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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有过写一部叫《艾格尼丝》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冲动。我已经记不太清我所构思的故事情节了。书中好像有姐妹四人。大姐奎恩妮,一头金发,长得妩媚动人;老二、老三是孪生,深色的皮肤,文雅端庄;最小的艾格妮,容貌一般,腼腆而且体弱多病,静卧在沙发上。故事很长,我大都忘了,只记得艾格妮的真正价值后来终于被一位留着唇髭的名人认识到了。许多年来艾格妮一直悄悄地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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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忽然感到我受的教育毕竟还不够,应该到学校里就读一段时间。托基有一所古文尔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母亲为我办好了手续,每周去学校听课两天,选修一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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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修了算术、语法和作文。我对算术的兴趣始终未减,大概就是在那所学校里,我学习了几何。令我头痛的是语法课,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些词被称作介词,为什么某些动词只能有某些固定的用法。这些解释语法的术语对我简直像外语一样难以理解。我曾满腔热情地学习作文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教师的批语总是说,我的文章怪诞离奇。严厉地批评我写文章容易离题。我犹记得我的一篇以《秋》为题的作文。文章开头写得还不错,描写了金色和褐色的秋叶,可是,鬼使神差地笔锋突然一转,写起一头猪来了。也许是因为写到它从林中的土里拱出了一些橡树果。接着就大书特书起这头猪。完全忘却了《秋》的题目。我写了这头猪五花八门的历险,文章最后以它为朋友举行盛大的山毛榉坚果宴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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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想,假如当年我继续在学校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我想我会有所长进的。有可能完全被数学吸引住了――一个始终使我痴迷的学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全然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位三流或者四流的数学家,一生都会幸福如意,也许就不必写什么小说。数学和音乐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它们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从而关闭了我形象思维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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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几番思考,我发现人的一生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常常会想到“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我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要是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不论怎样,我觉得人总是在自己的模式以内,探索着自己的生活之路、因为人总是按一种模式发展――这就是生活中你个人的模式。你可以为之增光加彩,或者草率了事,它却总是属于你自己的模式,只要你追循着你自己的模式,就能获得生活上的和谐,心灵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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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盖耶小姐的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鞠。母亲后来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一天,她突然说要我去巴黎。她想在冬季把阿什菲尔德租出去,我们一起去巴黎。我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膳宿学校学习,她问我是否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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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得按她的计划行事。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她办这些事情效率极高,大家都顺从她的摆布。房子8I藏价出租了。我和母亲整理好行装,没多久就在巴黎梯也纳大街的梯也纳旅店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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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随身携带了许多引见信以及寄宿学校、教师、能出主意的人的地址。不久,她就把这些都分理出来。她听说原来麦琪就读学校的潘茜娜特・T太太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学校每况愈下。丁太大已经心灰意懒了。母亲却说,我可以暂时试读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如今是难以让人苟同的,可在母亲看来,去一所学校试读就如同光顾某家餐馆一般。对一家餐馆只探头瞧一眼是无法作出评判的,得亲自走进去品尝一下它的莱看。要是不喜欢,就尽快离开那里。在当时,人们也不必为毕业证书发愁。并不介意毕业证书上的成绩是优秀还是一般,很少考虑它对未来前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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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似乎并不怎么使我感兴趣。历史课好像正在讲“福隆德”运动①,这段历史我早已从历史小说所熟知了。地理课学的也是“福隆德”运动时期的地理,我被那些旧时的法国各省概况搞得晕头转向。课堂上还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月份的名称。我的法语听写糟糕透了,大大出乎任课教师的意外,她简直难以相信。“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听写中竞出现了二十五处错误,二十五处呀!”班里其他同学的听写错误没有超出五个的。我为此而惹人注目。如果想想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是完全通过会话学习法语的。在法语课的其他方面,如文学、背诵等等,我是班里的优秀生;但在法语语法、拼写方面,我几乎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老师们觉得我很棘手,为我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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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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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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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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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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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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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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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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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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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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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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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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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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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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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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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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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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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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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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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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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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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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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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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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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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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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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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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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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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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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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学到什么新知识。请戏剧演员谈谈她所主演的戏剧,重复她的台词;请名符其实的歌唱家来为学生演唱格鲁克的《奥菲奥与欧律狄刻》中的片断,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心中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向我展示了一片崭新的世界――一个能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的艺术天地。我个人的主修课是音乐,学钢琴和声乐。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查尔斯・菲施特尔的奥地利人。他偶尔也去伦敦,举办钢琴独奏会。他是位和善而又严厉的教师。学生弹奏时,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望望窗外,闻闻鲜花,好像并没有用心倾听。可是一旦你弹错了某个音,或者某个乐段弹得不准,他立即会像一只捕食的老虎蓦地一下转过身子,咆哮着:“喂,你弹的这是什么,小家伙,嗯?难听极了!”起初这一举动令人心惊肉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酷爱肖邦的作品,我所学的大多是肖邦的练习曲、圆舞曲、幻想曲、即兴曲和一首叙事曲。我知道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心里很高兴。我还学习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几支被他称为“客厅小品”的轻快曲子,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的船夫曲,以及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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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勤学苦练,往往每天弹琴七个小时。一种强烈的热望在我的心底升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从理智上意识到了这一奢望,可它确实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幻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在音乐会上表演。这将意味着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但我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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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声乐课开始得比钢琴课要早些,指导老师是布耶先生。他与让・德・赫兹克齐名,被公认为当时巴黎最有影响的两个声乐教师。赫兹克曾经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布耶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剧演员,布耶先生认为我的头声是完美的,发出的音自然,恰到好外。胸腔音也不错,只是中音区特别成问题。为此,我得先从次女高音部练起,以发展我的中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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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为我那“英国面孔”所恼火:“又是英国面孔,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呆板了。声音、吐字都是从嗓子眼里发出的.这怎么行?法语发音要从上腭发出来,从口腔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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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颚和鼻梁才是中音区发声的正确位置。你法语说得很漂亮,非常流畅,只是可惜不带英国口音,而是带着南方口音,你从哪儿学来的南方口音?”我矜持片刻说,这也许因为我是跟一位在法国南部长大的女佣学法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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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原来是这样。”他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你说话带的是南部口音,你的法语说得很流畅,但用的都是英国人的发声习惯,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你必须移动双唇,保持上下牙齿紧合。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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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我在嘴角处衔着一支铅笔,唱的时候尽量吐字清楚,但不能让笔掉下来。开始的时候,我极难做到这一点,后来终于过了这一关,能够牙齿紧咬铅笔,双唇大开大合,吐出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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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大量的法国歌曲,还学会用德语演唱许多舒伯特的歌曲。尽管我不懂德语,学会这些歌却并不很困难,当然了,我也学用意大利语演唱。但总的说来,指导教师不允许我好高鹜远。大约学习了六个月左右之后,他允许我唱《绣花女》中的咏叹调和《托斯卡》中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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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学员们从卢浮宫回来。一起到一家饮食店喝茶。对一个贪嘴的姑娘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美味的奶油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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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偶尔也在德赖登女士的家里聚会。有一次。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也赶来了。这位美国妇女跟一位法国子爵结了婚。她的儿子鲁迪也算得上是一位贵族,但从其相貌来看却像是――个地道的美国大学生。当他看到这十二位已经发育成熟的姑娘在用热烈好奇、甚至可能是脉脉含情的眼光一齐注视他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怯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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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鲁迪相识,我发现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仅仅见过几次。但这却是某种转变的标志。就在这时。我跨出了祟尚英雄的阶段,不再保有那种无私的爱情、为自己的心上人无偿地作出牺牲。从这时起,青年男子在我的眼里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些与之相处能给我带来欢愉的人。总有一天,我要在他们中选择我的丈夫。虽然鲁迪并没有使我动心――假如我们常见面,也许我会爱上他――但我的的确确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巨变。我已经成为女子世界中的徘徊者。就在这时,我心中的最后一尊偶像――伦敦大主教的形象也隐去了。我需要跟有血有肉的小伙子交往,而且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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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不到自己将在德赖登女士的精修班学习多久――一一年,也许十八个月,我想是不会超过两年的。我那变化无常的母亲没有提出更改对我的教育的计划的建议,大概是没有听到什么更能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是她的直觉告诉她。我对现状感到满足,正在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将成为我生活中乐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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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不久,―个理想火花熄灭了。德赖登女士当时正准备接待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利默里克伯爵夫人。她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也曾拜查尔斯・菲施特尔为师。每逢这种场合.班里总要组织一次非正式的音乐会,由正在学习钢琴的两三名学生表演。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快轮到我演奏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在平时也是这样,不足为奇,可是当我在琴凳上落座时,这种心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随即消失。无能感像潮水一样吞噬了我,我弹错了音符。节奏也乱了,乐句生硬笨拙―――简直是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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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比利默里克太太更和蔼可亲的了,演奏之后她跟我谈了一次话,安抚我说她看得出来我当时心里紧张,再说怯场也是在所难免的。也许随着在观众面前演奏的经历丰富起来,怯场的心理会被克服的。她的一席话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缺乏演奏经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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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学习音乐。毕业前夕,我坦率地问查尔斯・福斯特,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我将来能否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他很善于理解别人,没有对我说假话,他认为我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我觉得他是对的,感谢他能够让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我曾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我努力从这一痛苦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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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所追求的是不可企及的,那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纠缠在懊丧和妄想的羁绊之中,而应该认识自己,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早来的挫折有助于我对个人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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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我认识到我不具备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表现自己的资质。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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