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上à la Van Dyck圆形礼帽,穿上短上衣,把硬纸板夹到腋下就出发了。我慢腾腾地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哈金出门时让她照应一下,别让汤太稀了,阿霞答应到厨房去看看。哈金走到我已经熟悉的那个山谷,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开始画一棵枝叶扶疏、有窟窿的老橡树。我躺到草地上,拿出本书。但我看了还不到两页,而他只是在纸上胡乱涂抹了一通;我们更多的是在议论,我可以说,议论得够聪明、够精辟的了。我们议论:到底应该怎样工作,应该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和我们时代艺术家的作用究竟何在。最后,哈金认定他“今天没有兴致”,躺到我的身边,到这时候我们年轻人的谈话才无拘无束流畅起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但说的几乎都是些俄国人非常乐意说的,含糊不清的话。我们聊够了,心里感到满足了,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做成功了些什么,我们就回家了。我看到阿霞完全是我离开她时的那个样子;不论我如何努力地观察她——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一点故意扮演角色的迹象,我在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这一次不能再责备她不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