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集短篇小说所描写明末商业情形,无数量之准据。证之当日欧人笔记,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略举一例,如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其最大障碍为否定私人财产之绝对性。次之则发行货币全部为政府职权。政府之力不能及,则付之阙如。政府所创设之交通通信机构,又不公开为民间服务。此外,官僚地主之声势煊赫,家族关系之坚不可破,无一不妨碍纯粹经济力量之开展。有此种种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自无法在中国成长。
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未参与前述运动,故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实无理论上之根据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已被批判,例如Albert Feuerwerker,“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1958).。而《三言》诸故事,亦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今日之言中国哲学史者,必称中国哲学家与西洋哲学家构思不同之处。言中国社会史者,亦着重于中国社会之特质。独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仍不能脱离欧洲经济史之范畴,袭用其名词,殊不可解。